摘  要  近代以来，博物馆长期被视为辅助教育的机构，含有保管、陈列、教育等多种意义。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的成立既顺应了古物保护的时代潮流，又与民国时期民众教育运动的兴起密切相连。作为立足于地方的博物馆，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在机构设置上较为完整，以调查、征集、陈列和游览等为主要业务。由于内外条件所限，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的发展命途多舛，但其在无锡乃至整个江苏文化和教育发展史上仍占有突出的地位，不仅提升了社会对古物文献的保护，而且丰富了民众的闲暇生活，具有深远影响。

关键词  民国时期；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史；民众教育

民国时期，中国博物馆事业得到发展，革命、历史、科学、教育、民俗等各类博物馆不断涌现。截至1936年，全国设立的博物馆共计77所，博物馆职员数为421人，达到民国时期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鼎盛阶段。[1]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作为民国时期成立较早的基层博物馆，在近代以来江苏乃至全国博物馆发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本文以民国报刊等资料为基础，详细梳理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的发展脉络、组织机构和历史影响，进而展现民国时期基层博物馆的兴衰浮沉。

一、成立缘起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大量西学书籍的翻译出版以及报刊这一新式传播媒介的兴起，有关博物馆的介绍也逐渐增多。在此基础上，晚清知识分子对博物馆的认识日益深化，由起初的简单记述，转变为主动理解博物馆的功能，将博物馆定位于“广见闻”“启民智”的教育层面。王韬认为参观博物馆可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2]黄遵宪称赞博物馆陈列物品包罗万象，足以“广见闻，增智慧”。[3]

随着晚清民族危机的加深，国内变革呼声此伏彼起，筹设博物馆之议也应运而生。甲午战争后，康有为等人成立强学会，将“开博物院”作为“最要者四事”之一，认为博物馆“博揽兼收”，可以“为益智集思之助”。[4]梁启超也强调“开博物院”是“兴学会”的大事，陈列各种仪器“以助试验”。[5]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1898年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仿照西方博物馆设“仪器院”，搜罗天文、声电、农矿等各种科学应用仪器，发挥“实力考求之助”的作用。[6]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激发了大量知识分子的变革热情，频频上书言事，请设博物馆。博物馆主要作为“学校之后盾”而存在，而中国文物典籍丰富，宜将博物馆和图书馆合为博览馆，兼有“保存国学”“嘉惠士林”的双重作用。[7]1905年，张謇为满足通州师范学校教学参考需要，创立近代中国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设苑为教育也”。[8]此外，具有博物馆性质的陈列馆和陈列所也陆续出现，如天津教育品陈列馆和京师劝工陈列所等。

总体而言，在整个晚清时期，知识分子对博物馆的引介和阐释，更多关注其对新式教育的辅助作用。民国成立后，教育部下设社会教育司，以第一科掌管博物馆和图书馆等事项。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教育并不专在学校”，科学、历史、美术等类型的博物馆也具有同样的教育功能。[9]博物馆是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成为民国时期知识界和教育界的普遍共识。林传甲认为，博物馆、图书馆、动物园、植物园等“智育者”，与美术馆、音乐会、公园、纪念碑等“美育者”，均为“社会教育之诸方面及其机关”。[10]韩寿萱指出博物馆作为“教育上极重要之一机构”，在参观的过程中可以使“实物的教学明白确切”。[11]费畊雨和费鸿年主张博物馆应与图书馆并行，是处于“科学发展、民智上进时代”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文化机关”。[12]

20世纪30年代民众教育运动的兴起，成为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重要契机。以“社会教育重要机构”角色出现的博物馆，被纳入到民众教育体系之中，并在国家行政力量、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多方支持下迅速发展起来，各省相继成立了以服务民众教育为目标的博物馆。1929年11月，无锡教育局提交设立历史博物馆议案，经由县政会议议决通过，将孔庙拨作博物馆用地。1930年2月，聘请华心梅着手筹备，但因孔庙修理未竣，筹备事宜停顿近3个月，致使华心梅辞职。后聘汪镜清继任筹备，以钱子泉为馆长，但汪、钱均辞不就职。5月15日，复聘胡觉清负责筹备，19日由县政会议议决改聘沈显芝任馆长。1930年6月8日，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正式成立。

二、组织机构

从地理位置上看，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处于城西学区之中心，四周有国学专修学院、县立初中学校、私立竞志女校、城区小学校等各类学校林立。馆址以孔庙为基础，在进行修葺后更显壮丽，房屋整齐有序。入大门东侧为名宦祠，暂作储藏室；西侧为乡贤祠，拟充办理推广事业之用。进为二门，门前悬挂由谭延闿书写的馆名牌匾，东门为迎宾室，西门为职员办事室。再进东西两侧俱为陈列室，屋各9间，中为大天井，绿草铺地，古柏参天，整洁无尘。由陈列室向北为孔庙大成殿，殿上陈列祭器、乐器、礼器、图书、碑帖等，左右壁还展示古代石刻拓本、名人书法、先贤遗墨等。

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以馆长总理馆务，行政组织机构分总务、征集和陈列三股，凡遇事公决于馆务会议。各股以主任管其事，下设干事，征集股还设立特约征集员和特约摄影员，陈列股设立特约研究员。在人员构成方面，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基本上来自教育局、民众教育馆和图书馆等教育机构，以兼职者居多。［13］

虽然当时的知识界已经认识到经营博物馆“非有各种专门家不能肩此重大的责任”，[14]但是基层博物馆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源条件，真正从事博物馆事业的专门人才少之又少，各种公私机构的教育管理者承担了博物馆的日常运行和事务。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成立后的几年间，馆长和总务主任更调频繁。1931年，胡觉清辞职，由胡元凯继任总务主任。1932年8月，沈显芝和胡元凯均辞职，秦毓钧奉令继任馆长，裁去总务主任，招吴斌辉为练习生，以助理馆务。1933年2月，吴斌辉辞职，由张叔翔继任，至11月裁撤。

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聘任和职责方面，馆长由教育局长提荐县政会议通过后聘任，主持全馆事务，分配各股工作及处理特殊事项。各股主任和干事由馆长推荐，呈请教育局长核准后聘任。此外，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颁行了严格的职员服务细则，规定除休息日及例假外，每天必须按时到馆办公，确因事请假应先向馆长说明理由。职员的职责还包括认真办理所任事务、保管馆内所有物品、出席各项会议、遵守馆内章程及议决案件等。[15]总体来看，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的机构设置和规章制度较为完备，在人员的选任上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为进一步开展各项业务和维持正常运行提供了保障。

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附设阅报处和孔庙民众学校，成为无锡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机构。孔庙民众学校以“救济年长失学之民众”为目标，自1930年9月15日开学，至1931年1月18日停止教学，共有学生40人，但完全毕业者仅12人，由教育局发给毕业证书。[16]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创办伊始，虽然初具规模，但是经费主要由县教育局拨付，并不十分充裕，且职员薪膳、办公费、房屋修缮费等杂项支出占据了相当大部分。例如，1930年度经费共744000元，仅职员薪膳、馆役工食两项就耗费468000元，其他如办公费12000元、购置费48000元、修缮费27000元等。[17]

三、业务概况

（一）调查

在古物文献调查方面，由工作人员印成邮片一般的表格，贴上邮票后寄发到县内各机关和学校，请其就近调查古迹和古物，填完后再寄回，表中的古物信息便成为征集的依据。为鼓励县内各机构积极开展古物调查工作，博物馆在收回表格后，将调查者姓名记录在册，留作纪念，并承诺刊物出版后随即赠送一本。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办法收效甚微，寄还表格者屈指可数。

（二）征集

征集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古物文献，是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最重要的业务之一。考虑到财政状况紧张，博物馆除了购买一部分古物，主要是通过聘任特约征集员，向各地广泛征集陈列品。征集的物品包括十二大类：金石、雕刻、塑造、字画、图书、乐器、祭器、军器、服装、用具、建筑和杂部。所有征集物品的运输费用，均由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承担。对于某些重大紧要而不能运送的物品，以摄影的方式留存。在成立之初，博物馆共藏陈列品70种、657件。一年后便增加到151种、2199件，含金石2种、95件，雕刻2种、3件，塑造4种、5件，字画42种、317件，图书4种、15件，乐器25种、145件，祭器20种、476件，军器9种、24件，建筑1种、8件，杂部42种、1111件。从陈列品的来源看，既有机构团体，也有社会人士和馆内工作人员。机构团体如无锡湖滨艺术社、县建设局、县图书馆、县立初级中学、荡口华氏医堂、县立第二小学、县公安局、县教育局，其中无锡湖滨艺术社、县立第二小学捐赠数量最多；社会人士和馆内工作人员如顾鸿志、孙祖基、孔庙永、顾纯愚、陆仁寿、胡觉清、宋泳荪等，其中孔庙永捐赠数量最多。

（三）陈列

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拥有两大陈列室东西相望，小件物品陈列于玻璃橱中，体积较大者则承以木架，按次排列。陈列品上除标以名称外，还附加说明书，以便游人观览。在摆放陈列品时注重美化和整齐，每月清洁一次。此外，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还积极联合私人收藏家举办展览会，其目的是“增进研究者之兴趣，并引起社会人士注意保存古物”。[18]

（四）游览

除规定之例假外，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平日开放时间为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五时。游人必须按照规定路线进行参观，不得高声喧哗，凡衣装不洁及行迹恶劣者均不得入馆。1930年6月至1931年1月，博物馆每月的游览人数一直维持在2000人以上，日均80人以上，男性占大多数。[19]

（五）其他

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除以上主要业务外，还开展了一些其他活动。其一，推广事业。阅报处和孔庙民众学校主要面向普通民众，传播普及科学和文化知识。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在刊登的简介中，坦言“本馆偏于文化事业，下层工作，义难兼顾”，考虑到“恒苦无术，以普及民众”，特设阅报处和注音符号问字处，以“推广文字教育”，下棋处“提供休闲教育”。[20]

其二，出席社会教育团体活动。作为无锡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一方面，县立历史博物馆积极参加社会教育团体联合会议；另一方面，受邀出席其他社会教育机构的活动，如馆长沈显芝曾出席县职业指导所、张泾桥农民教育馆、省立教育学院实验民众教育馆和玉祁农民教育馆等开幕典礼。

其三，承担其他机构的公共活动。从空间性质来看，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属于公共空间，无锡许多公立机构经常借博物馆开展一系列的公共活动。如1930年8月17日，县教育局社会教育职员训练班在博物馆举行欢叙会；同年12月16日，盐城旅锡同乡会在馆合影。

四、历史影响

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以“保存文献古物及宣扬固有文化”为宗旨，[21]同时注重教育民众以资博识，在近代以来无锡乃至整个江苏文化和教育发展史上都占有突出的地位，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一）提升了对古物文献的保护

近代以来，古物文献的保护长期处于失序状态，流散、遗失、损坏等情况较为严重。直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才真正从政府层面切实进行古物保护和博物馆建设。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的设立，顺应了近代以来古物保护的时代潮流，为整理无锡地方文化遗存提供了场所。时任无锡教育局局长陆仁寿认为，尽力搜求征集古物文献，使之存于博物馆内，不断充实，“对于保存古物、宣扬文化，或有相当贡献”。无锡县督学宋泳荪同样将征集古物作为一项重要事业，如此一来使“邑中文献，必萃于斯，鉴往知来，其裨益后生，岂浅鲜哉！”[22]县教育局社会教育科科长芮麟在为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成立一周年之际所作的诗词，将博物馆工作人员比作辛勤的保姆，在希望博物馆能有“更健全的发育，更远大的前程”的同时，告诫“莫忘了我们应尽的责任！”[23]由此可见，随着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的开办，加强对古物文献的保护已成为无锡地方政府和知识阶层的普遍共识。

（二）推动了社会教育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民众教育运动的激励下，各地博物馆无不自觉地推进社会教育，向民众普及日常知识。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附设民众学校和阅报处等，要求职员除办理应尽事务外，“将余下精神，就社会之须要，附办各种扩充事业，以图社会之进展、文化之发扬”。[24]作为新兴公共空间和社会教育的重要阵地，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的成立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轰动，省内外众多教育机构前来参观交流。1930年6月至1931年1月间，到馆参观的机构团体除无锡本地教育机构和政府部门外，还有来自其他省、县者。如萧山县教育参观团、福建省教育参观团、暨南大学童子军步行游京队、国立中央大学实验小学远足队、常熟学前小学参观团、西隅师范教育参观团、上海中学童子军团、慈溪教育参观团等。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在积极举办民众学校和阅读推广的同时又与其他教育机构开展合作和交流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无锡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丰富了民众的休闲娱乐

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将游览业务作为日常工作的中心，免费向外界开放，制定展览计划，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一方面，民众游览博物馆，丰富了日常闲暇生活，提高了自身的审美情趣和眼界。1930年《闲谈：无锡的历史博物馆》一文指出，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既是文化教育机关，也是公共休闲场所，“此后，我们去游梅园，望太湖的时候，又多了一处游观的去处了”。[25]但这里提到的休闲，与剧院、园林、音乐会等一般娱乐空间不同，博物馆提倡寓教于乐，民众在参观游览的过程中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正如博物馆标语所言：“本馆是民众的乐园，知识的宝库”“本馆是提高民众道德的地方”。[26]另一方面，博物馆将古物文献限定在特定的空间内，重塑了有关地方的历史记忆。博物馆通过陈列各种古物文献，构筑了一个具有“意图性”纪念空间，参观者在游览的过程中重新调动情感、引发思考并塑造了历史记忆，最大程度上营造了接近历史的真实氛围，传输了历史知识。“看了古代文物，就可以想象古人的生活”“我们到这里来，就要想到光荣的历史”。[27]博物馆成为延续残存历史记忆的物质载体，重建了参观者对地方乃至整个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五、结语

1930年至1937年，是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发展的黄金时期，得到了地方政府和相关社会教育机构的支持，成就斐然。然而，全面抗战爆发后，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遭到了巨大的浩劫，基本被毁。民国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难以为博物馆的正常运行提供支撑条件，自身的命运与时局的变迁紧密相连。除了外部因素，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主要困境在于经费不足，由此造成馆内设备不能及时更新，在保管措施上存有一定的缺憾，更无力购买那些价值高昂的古物，限制了对古物文献的进一步研究工作。1936年因经费拨归办理公民训练之用，博物馆一度停办，而后虽尝试组织历史博物馆管理委员会接收馆藏古物文献，但是由于经费无从筹措，博物馆也迟迟未能恢复开放。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地方博物馆的发展一直附属于教育事业，主要作为推广社会教育的场所而存在，缺乏真正的自主权和独立性。不管怎样，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堪称民国时期地方博物馆中的突出代表，对于保护历史古物文献，宣扬地方文化，促进社会教育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马继贤.博物馆学通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40-41.

[2]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106.

[3]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89.

[4]康有为.上海强学会章程[M].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389-391.

[5]梁启超.论学校十三·学会[J].时务报,1896(10):624.

[6]顾明远.历代教育制度考(二)[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5:1838-1839.

[7]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一)[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13-116.

[8]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六)[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396.

[9]蔡元培.何谓文化[M].美育人生蔡元培美学精选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21:8-9.

[10]林传甲.林传甲日记(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4:301.

[11]韩寿萱.中国博物馆的展望[J].教育杂志,1947(06):48.

[12]费畊雨,费鸿年.博物馆学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36:4.

[13][16][17][18][19][20][24][26][27]薛明剑.历史博物馆专号[J].无锡杂志,1931(17):4-26.

[14]陈端志.博物馆学通论[M].上海:上海市立博物馆,1936:249.

[15][21][22][23]胡觉清.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一周(年)纪念刊[M].无锡:无锡协成印刷公司,1931:3-17.

[25]野水.无锡的历史博物馆[N].时事新报,1930-4-24(009).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科学社团资料的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编号19ZDA2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责任编辑：马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