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泾里顾氏义庄在300余年间屡经兴废，由于地方志记载缺失，致使后人对此无从客观评述。本文从顾氏家谱和年谱等史料中，初步钩沉出该义庄的沿革和基本运营状况，为开展顾宪成研究和无锡地区义庄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  泾里；义庄；顾宪成

泾里（今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顾氏义庄自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由顾宪成（1550年—1612年）及其子侄合力创建以后，迭经明清两朝数番兴废，却始终绵延不绝，直到解放后实行土地改革方才退出历史舞台。像这样一个于原地延续300余年的家族义庄，在江南地区实属少见。

无锡地区最具知名度的荡口华氏义庄，建成年代要早于泾里顾氏义庄。荡口华氏第一个义庄由华辉弟兄创建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留下的记载不多，详情已不可考。将华氏义庄带上规模的是明代后期华麟祥、华云父子，他们所创办的义庄至清代虽由后人再次添置田亩，但终究未能恢复初期规模，该义庄在延续百年之后终于荒废。明清两朝荡口华氏各支裔创办义庄多处，往往多个义庄同时并存，兴废更迭，此起彼伏。从单个义庄来看，持续时间最久者为创办于乾隆年间的“老义庄”，延续时间约200年。在江南各地的义庄之中，无锡荡口华氏族人所创系列义庄无论在数量和规模上均居前列，被后世统称为华氏义庄，甚至被赞誉为“江南第一义庄”。然而，泾里顾氏义庄的存在状态和发展历史，跟荡口华氏义庄有所不同。

一、顾氏义庄的创设

泾里顾氏义庄设立于明万历四十年。该年四月，立义庄碑于宗祠，五月，顾宪成即去世。而在此前的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正月，顾宪成在泾里“建宗祠，作《家训》”。《顾端文公年谱》记载：“公一生不问田宅，惟建祠之举，与泾白公（顾宪成次兄顾自成）经营位置，卜地当泾西之正中，祠前为堂，以设义塾；堂左右为仓，以贮义租。”[1]

顾氏义庄的设立，源于顾宪成之父顾学（1516年—1576年）的初衷，后经顾宪成弟兄四房合力玉成。根据顾枢、顾贞观等编纂的《顾端文公年谱》记载：“先严居陋茹菲，而志意甚阔，时时慕说范文正公之为人。比即世，有遗租二百石，先伯兄请于先慈钱太安人曰：‘儿兄弟各自经其生，此田留之，以成吾父之志，何如？’先慈大喜，许之。自是又稍加综理，渐有增益，其得三百石有奇。每岁出以周宗人之贫者，盖二十春秋于兹矣。而食指渐众，渐不能给，则先仲兄又时时捐廪而佐之……无何，竟不起矣。于是先仲兄子与浃日夕哀痛，亟图所以慰之者，首愿捐租五百石，不肖亦愿捐一百石，先伯兄子与涤亦愿捐租五十石，先季弟子与溉、与演亦愿共捐租五十石，并现在三百石，合为一千石。”[2]

顾氏义庄的发端此处记载甚详。由于顾学毕生仰慕宋代伟人范仲淹，而范氏一生除了身居庙堂政绩显赫之外，敦亲睦族的义举也被世人颂扬，其中他首创家族义庄，多为后世所仿效。顾学从上舍（今无锡市惠山区长安街道）迁居泾里30余年，父子两代艰苦创业，到他去世的时候，遗下田产200余亩。此时，顾宪成弟兄4人均已成年，长兄顾性成（1541年—1605年）和次兄顾自成（1547年—1611年）多年辅佐顾学主持家政，他们各自置下产业，尤其是次兄顾自成擅长经营，家境优渥。顾学去世之前，顾宪成以应天乡试第一名的成绩中举，成为名动南雍的“南京解元”，顾允成（1554年—1607年）也已考取秀才，弟兄2人的前途蒸蒸日上。这200余亩田产本来可以由弟兄4人继承，但他们决定秉持先父遗愿，将这些田产统一留在其母钱太夫人（1521年—1589年）手上，每年的地租用于周济贫寒族人。当时，虽然还没有设立义庄，但这些田产实质上已经作为家族的义田在使用。后来由于经营有方，这笔田产渐次增加到300亩。由于族人繁衍日众，这300亩所出地租不敷使用，仲兄顾自成每年需要自己填补缺口。明万历三十九年正月，泾里顾氏宗祠落成以后，仲兄顾自成病体不支，临终之前犹念念不忘设立义庄之事。

原本弟兄4人，现在其他3人先后谢世，只剩下顾宪成茕茕孑立、孤身一人，他自感时日无多，于是抓紧时间亲自推进义庄筹备。顾自成之子顾与浃捐田500亩，顾宪成捐100亩，顾性成之子顾与涤捐50亩，顾允成之子顾与溉、顾与演合捐50亩，顾学后裔4房共计捐田700亩。如此，加上原本的300亩，合计1000亩，终于具备设立一所“全庄”（以500亩为“半庄”）的基础。最为重要的是，这些义田由泾里顾氏开族始祖顾学的4房子孙共同捐赠，义庄就成为顾学一脉全体族人共有的产业。这一状态历经明清两代顾氏义庄存在的全程，自始至终未曾改变。

当时，顾宪成总摄其事，由族人顾津出面呈报。经过巡抚、巡按、道、府、县各级衙门批准，在泾西街道中段创设顾氏义庄。义庄选址于宗祠之前、家塾之侧，庄房仓廒并位于此，房舍连绵一处。并专门勒石，树义庄碑于宗祠之内。

二、顾氏义庄的兴废

义庄作为社会组织和经济体，存在于整个社会系统之中。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以及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这两次社会的剧烈动荡，均曾给顾氏义庄带来毁灭性打击。明清易鼎之际的战乱和经济凋敝，使泾里顾氏义庄直接消亡。此后，顾氏族人筚路蓝缕，苦心经营100余年，直到清代晚期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方才成功重建了规模1000亩的义庄。

满清鼎革之际，顾氏义庄跟江南其他领域一样，承受社会变局和人民破产的巨大压力，遭遇灭顶之灾。由于缺乏直接的历史记载，只能在家谱等资料中发现一些历史端倪。修订于民国时期的惇叙堂《顾氏宗谱》收录了一份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的文献，题为《泾里十二公捐资祭扫为规复义庄之始基议单》，其中记载：“吾族理学传家，簪缨累代。当其盛时，义庄有公举，祭祀有公田，祖宗成法至详至备、尽善尽美，彰彰可考也。厥后族姓繁衍，家道中落，赡族义田，分析已尽。甚至上舍祖茔，从前各房轮值，迄今举祀无人……兹集子侄十二人，矢志春冬各出银壹钱，春为扫墓之资，冬作祀田之计。所出无几，或可积少以成多；立法既长，务必慎终其如始。从此族中春秋两聚，虽不能复义庄盛举，即祭扫可以不弛……”[3]

这是一份顾氏族人于康熙五十七年公议之后的会议纪要。之所以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是“捐资祭扫”和“规复义庄”两个议题，出面开会的是族中代表各房的12位头面人物，即“十二公”。从会议的情况来看，所谓“规复义庄”纯粹是虚话，只是作为顾氏宗族一个长期愿景罢了。他们自己也清楚，目前的条件是根本“不能复义庄盛举”的。于是他们真正落实的事项，就是由12人每年清明节出一钱银子，交付给当年的轮值之家，以备祭礼扫墓，确保宗族内基本的祭扫能够照常进行。这次会议，主要约定了这12家如何管理这笔公费、祭扫要求和余钱生息起利等具体事项。

这份《泾里十二公捐资祭扫为规复义庄之始基议单》透露出的信息比较丰富。其时是康熙五十七年，距离顾氏义庄创设已经过去了106年。当时，泾里顾氏义庄的现状是，族人非但早就已经将义田“分析已尽”，就是老家上舍的祖坟都无人祭扫，可见清朝初期江南地区民生凋零的局面。所谓“家道中落”，绝非顾学族裔出现的特例。泾里顾氏的1000亩义田早就烟消云散，义庄其实已经消亡多年。直到清代康熙晚期，社会慢慢恢复元气，才有“十二公”出来规复义庄和捐资祭扫。

距“十二公”会议之后，又过了179年时间，到光绪二十三年，顾氏终于筹足义田1000亩，获得政府备案批准，义庄正式恢复。顾氏族人遂制订公布《泾里顾氏义庄条规》，对义庄的运营管理进行了细化。1930年，族人顾宝珏（1869年—？）在《泾里顾氏义庄条规》之后作识语道：“吾祖南野公（即顾学）迁居泾里，不数传，建义庄以赡族。闻值年荒，化为乌有。迨十二公起，积寸累铢至于复义，由复义而改义庄。其间百数十年，继继绳绳，经营非易。全赖各房大公无私，得以禀承祖训，告厥成功。至光绪二十三年，我先父（讳春岩）暨先堂兄（讳球尹）与族中诸尊长列名备案，规复义庄……”[4]

从康熙年间“十二公”提出规复义庄的愿景，其时的实际措施只是这12家每年捐资一钱银子，用于扫墓祭祀，略有余钱即生息起利，之后再未见重要举措以图恢复。这样微小的经济积累，似乎很难解释到光绪二十三年顾氏居然能够筹措到1000亩义田的合理性。综观清代晚期江南地区社会状况，顾氏能在此时实现恢复初创规模这一目标，可能跟局势有关。因为，义田能够保证田产的有效继承，这点在战乱年代尤为明显。在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之后，大批富户失去田产契约，为了重新获得土地所有权，他们选择将田产归入义庄，宣布为义田，此举可以获得官方承认与保护。而当时官方对于创办义庄，也持鼓励态度。光绪十二年（1886年），江苏巡抚衙门发布告示宣称：“自遭兵燹以后，司卷既已沦陷，民间旧帖亦多被毁无存。现当兴废整饬之时，自应循旧举办，合准给帖。”[5]因此，江南地区兴起了继乾隆时期之后的又一个兴办义庄高潮。

在这份修订于光绪二十三年的《泾里顾氏义庄条规》中，另外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就是顾氏义庄、宗祠和家塾的建筑都曾经被毁于战火，战乱平息以后方获得重建。根据《泾里顾氏义庄条规》记载得知，直到光绪二十三年，家塾的房舍尚未添建，因此不能开学。而宗祠和义庄房舍的大部分建筑已经重建，但“尚未齐备”，因为，宗祠的主体建筑飨堂未建，义庄房舍的头门后进部分未建，待筹足资金将续建完善。

这场兵燹当在咸丰十年（1860年）至同治初期，太平军跟清廷军队鏖战于无锡地区，泾里一度成为战场。据民国惇叙堂《顾氏宗谱》记载，咸丰十年四月二十三日，顾氏长房族人中有顾锡章、顾锡爵堂兄弟2人于同日殉难，后来两人均被清廷下旨卹赠云骑尉世职，入祀惠山忠节祠。顾锡章、顾锡爵2人应该是在地方组织团练抵抗太平军时被杀，则位于泾西正中的顾氏宗祠、义庄和家塾等标志性建筑自然难逃被毁的厄运。义庄房舍从被毁到重建，其间相距30余年之久。

三、顾氏义庄的功能

自从北宋范仲淹首创家族义庄以后，义庄作为非宗教性质的慈善组织，一般具有赡族和助役两大功能。赡族即资助周济经济贫困的族人，主要包括祭祀扫墓、义塾助学和婚葬救助等；助役即帮助族人减轻税赋徭役等重负，防止出现家庭破产。

由于明清两朝对江南地区施行繁重的赋税徭役征收制度，尤其在明朝赋税实行“粮长制”，南粮北运由粮长负责整个运输解送过程，途中需要自备盘缠、自雇车船以确保质量。充当粮长者，往往是地方上的中产之家，而豪强少有承担者。从江南地区北运白米1石，耗支需要达到4石。担任粮长成为极其沉重的负担，一般中产之家根本无力承担运粮成本，也无力推卸运粮责任，往往造成家庭破产。同时，因为徭役繁重，地方上徭役每年一轮，承担徭役者，虽中产之家，数番之后也大多沦为赤贫。在这种情况下，义庄补助族内承担赋税徭役之家，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顾氏在创设义庄之初，顾自成反复跟顾宪成磋商，其中“吾邑粮役烦重，亦当与同区分忧，须并置役田”则是主要动因之一。而清朝中期之后，政府对义田实行优惠政策，一般只征收正额粮赋，可以免除其他徭役，因此，义庄的经济负担较轻，盈余较多。义庄可以利用自身政策优势，有能力对于摊派到族人头上的负担进行补贴和资助，以帮助族内家庭渡过难关。

因此，泾里顾氏在明代创设义庄的时候，对于义庄的功能作过解释。同时，创设义庄之初，顾宪成还曾立义庄碑于宗祠之内。根据《顾端文公年谱》里的记载，该义庄碑《碑文》对义庄功能作出更为详细的说明：“据开义租一千石，坐落宅仁乡，户名顾南仲。即于祠旁建仓，择人收管。除粮徭银米外，所存之米，以一半赡族，春秋二季，四房公同给散极贫者：每季一石二斗，次一石，又次八斗。婚丧老疾，随时酌助。又以一半助役，粮长银米，十二月先给若干，次春找足，俱当官领发。麦租听充祠仓应用诸费、遇荒请勘、租欠告官等情，具由申府蒙批。置立义田，以敦宗谊，至仁也；以甦粮役，至义也。一举而仁义兼尽，若顾氏者，可以风矣。综理规划，诚为确当，候详允遵行……每年收租，务用较准斗斛，钱粮先期完纳。至于春秋助贫，照议给散；婚丧等项，听从酌助；其津贴粮长银米，具领到官给发；顽佃逋租，告追清理，遇荒踏实饶减，悉照部文奉行。”[6]

在《碑文》中强调，义庄首先必须完纳政府的赋税钱粮。剩余部分，一半用于赡族，在春秋二季按照标准分配给族中极贫者，根据贫困程度，补助标准分为每季一石二斗、一石和八斗。对于族人中的婚丧老疾，根据情况酌情补助。另一半则用于补助粮长，年底先支取部分，待第二年开春支取剩余部分，这个专项补贴（《顾端文公年谱》中记载为白银一百两），先期交到官方，然后由官方发放给粮长。这样大费周章，大概是为了考核粮长完成任务的实绩，如果解送粮米出现差池，则官方可以扣发补贴甚至要求其包赔损失。义庄资助族人，尤其是补贴粮长和徭役承担者，其实为官方承担了部分成本，分解了官方的征收压力。官方给予义庄的回报或承诺是，将在佃户逃租追讨和荒年勘灾减免征收时，给予“照顾”。《碑文》中写着“悉照部文奉行”，就是要照章办理。

当然，顾氏在明代创设义庄之初，对于义庄的具体管理细则并没有资料流传下来，目前已不可考。从义庄碑《碑文》和《顾端文公年谱》有关记载来看，大致可以推测，当时，顾氏极有可能是参照范仲淹所撰的《义庄规矩》中所订的13款条规为准则，来实行义庄管理的。

目前，能够查实的顾氏义庄管理细则，只有收录于惇叙堂《顾氏宗谱》内的《泾里顾氏义庄条规》。这份文献是光绪二十三年顾氏在重立义庄时制订，共分25款，对祭祀扫墓、周济贫寒、婚丧补助、义塾助学以及义庄的日常维持和运行都进行了规定。《泾里顾氏义庄条规》跟同时期其他义庄的管理办法，如荡口华氏“老义庄”的《义庄条约》《续申条规十二则》以及“新义庄”的《规条十二则》等相比，实际上大同小异。按照现实状况来看，各个义庄之间也不可能有多少标新立异之处。

不过，泾里顾氏义庄在助考助学方面的规定，却比荡口华氏义庄更加优厚。荡口华氏“老义庄”的《义庄条约》对于助考助学的规定是“借考费以鼓锐气”，具体办法是：“族中有俊秀无力应试者，在庄内稍为借贷，院试定以一两，乡试定以三两，会试定以五两，听其陆续还本，下次再借。如有学问充足，而真正赤贫无可挪移者，惜其才学，不拘此例。”[7]

荡口华氏“新义庄”的《规条十二则》，其中第六则“训蒙童”和第七则“立文社”与助学奖学有关，而第八则“资寒酸”则是专门针对助考而设的。第八则规定：“八曰资寒酸。或有志观光而家贫无力者，县试酌给钱五百文，府试酌给钱一千文，院试酌给钱二两，乡试酌给钱五两，会试酌给钱三十两，朝考会试例。如有学问充足而真正赤贫，无可挪移者，或再暂行议借，听其陆续还本。”[8]

华氏“老义庄”对于参加科考的激励措施，申明只是“借考费”而并非赠与。华氏“新义庄”在《规条十二则》里虽然写的是“给钱”若干，最后却又申明“无可挪移者，或再暂行议借，听其陆续还本”。可见，华氏“新义庄”的“给钱”实际也是借贷性质，并非直接赠与。从行文的口气来看，规定也不是绝对的，对于真正赤贫和有才学者，可以量情破例。尤其是华氏“新义庄”的重视奖励蒙童入学和课艺比试，足见其对于族人求学还是十分鼓励的。

对于助考奖学，泾里顾氏是直接发放补贴和花红。《泾里顾氏义庄条规》中记载，泾里顾氏义庄对于参加科考的族人资助奖励力度大于荡口华氏义庄，泾里顾氏义庄对于赶考的族人是直接赠与经费，对于考取秀才和成绩优异获得优贡拔贡资格的，另外还奖励“花红钱”。泾里顾氏义庄对于助考助学不是通过借贷，而是直接资助。这应该跟当年顾宪成讲学“同人堂”，鼓励族人子弟读书的家族传统有关。

四、顾氏义庄的归宿

清代晚期，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宣统三年（1911年）顾氏族人顾彬生（1880年—1960年）与各房商议决定，利用义庄的收入和房舍，创办“泾皋小学”和“泾皋女学”各一所，并在顾氏宗祠原址，改造房舍，扩大校区，聘请校长、教员，招收学生免费入学。此举推进了无锡县乡镇办学的进程，也使家族组织逐步向社会公益性组织转变。其中“泾皋女学”是苏南农村创办较早的女校。

1949年12月，苏南行政公署发布训令，各义庄须缴纳公粮，一概不予豁免。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其中第三条规定：“征收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公布，按照文件精神，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义庄原捐赠者，连同原管理者一并被划入剥削阶层，即划为地主成分。义田被重新分配时，义庄的原捐赠者和原管理者一般不分给土地及生产资料。

泾里顾氏义庄房舍被收归国有之后，曾经一度在此开办复昌米厂（公私合营），后归乡镇房管部门管理，出租给外来人员居住。顾氏宗祠则成为张泾粮管所仓库，在20世纪70年代，建筑被拆除。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及之后的一系列运动，农村原有的经济秩序、宗法秩序被彻底摧毁，新的社会秩序得到确立。土地改革之后，义庄、义田包括宗祠，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1][明]顾宪成.顾宪成全集·卷七十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1832.

[2][6][明]顾宪成.顾宪成全集·卷七十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1843-1844,1845-1846.

[3][4][民国]惇叙堂.顾氏宗谱·卷九[M].民国刻印本,1933:4-5,6-7.

[5][7][8]袁灿兴.无锡华氏义庄: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个案研究[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25,224,230.

（作者系无锡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太湖》杂志主编）

【责任编辑：方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