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指向是我国经济制度创新的价值目标和内在动力。中国式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语境下的经济制度创新，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坚守人类解放基本价值理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助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第二是实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上的制度创新，公有制为主体充分体现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理念，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则激活了不同类型经济主体创造社会财富的动力。第三是实现在分配方式上的制度创新，按劳分配为主体是劳动者共享劳动成果的基本制度保障，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则丰富了不同群体实现富裕的具体方式。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经济制度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人类解放的最终目标，强调经济制度创新对于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建构具有基础性意义。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实施，推进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守正创新，既保证了共同富裕的广泛主体性，又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性制度保障。

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价值目标催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880年，马克思总结其政治主张，强调指出：“生产者阶级的解放是不分性别和种族的全人类的解放；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1]这句话虽然非常简洁，却道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遵循：全人类解放是根本性主体目标，而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性制度保障。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共同富裕目标而展开的艰辛探索，从而看明白十几亿中国人走向共同富裕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进而看明白中国共产党人在坚守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这一基本原则条件下进行制度创新的合理性。

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基本内涵几乎是同时被阐释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的提出稍早些。从文本看，在1979年3月30日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同志正式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强调“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包含着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邓小平同志讲这段话时的语境是怎么摆脱贫困的基本国情，而之后用来指称作为现代化首要目标的小康，指的就是相对低水平的富裕。在这次重要讲话之前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党中央已经明确指出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主体目标，即“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的谈话中，把共同富裕界定为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他指出：“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2]显然，这里的“集体富裕”指的就是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把全人类解放这一基本目标落实到特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目标，首要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理念的坚守。1985年3月7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直接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所表述的“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是直接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提出来的。同时，共同富裕是价值理念，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走入共同富裕在时间上有先有后，因此，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中已经在辩证地阐释共同富裕，并提出了“先富带后富”理念的最初表述，这也是对巨大人口规模实现共同富裕艰巨性的客观判断。

在实现人类解放的整体逻辑中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破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解上的教条主义提供了根本性依据。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需求不断多样化，高度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直接影响了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由此开启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有两部分，一部分来自计划经济体制主导的经济系统内部，还有一部分来自理论上的教条主义。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论，[3]为破除社会主义只能采用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传统观念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前提。

这里必须明确强调的是，我国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市场化改革成果为前提的。1992年6月12日，邓小平同志在同江泽民同志的谈话中，表示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提法，并且强调指出：“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问题落后，也影响到消费，影响到对外贸易和出口。”[4]这是邓小平同志以深圳实践经验为基础，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现实层面，强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之后，才有了党的十四大报告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明确表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5]从逻辑上讲，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推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把推进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成功解决了在中国大地上存在几个世纪的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进一步确证了党中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正确性。因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守正创新，丰富发展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内涵。

二、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实施推进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制度创新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是推进人类的彻底解放，这种解放是以经济解放为基础的，而经济解放的前提是劳动解放，确切地说，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解放，即劳动从资本主义私有制中的解放。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将被历史所淘汰，届时人们将“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6]虽然马克思称之为个人所有制，但其内涵是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因此，在1880年《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中，马克思重申社会主义者在经济方面的最终目的是“使全部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1890年，恩格斯在致奥托·伯尼克的信中指出，未来社会的本质性特征以“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7]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在社会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由全社会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生产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原本以资产阶级私人占有社会生产资料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批判语境中，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能够为全体人民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提供制度保障，用今天的话来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革命推动建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基本经济制度保障。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高度指令性计划的弊端日益出现，在指导经济社会发展上面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主体开始出现多样化，个体、私营、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也活跃在市场当中。党的十二大在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经济的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提出为了繁荣城乡经济和方便人民生活，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在表述上更为全面：“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确定过程来看，党中央是比较谨慎的，因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最终能不能公平地惠及到全体人民这一基本立场。所以，邓小平同志从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开始，就一直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制度保障。1985年，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并回答提问时指出：“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公有制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定的生产资料集体占有的具体体现，在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保障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确实发挥着主导性作用。但是，公有制经济之外的非公经济同样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增加劳动者收入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即使党中央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重要方针，也没有能够叫停在相关问题上的理论交锋，其根本原因是人们保持着对非公经济会扩大两极分化的现实担忧。从实践探索看，党中央确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两个毫不动摇”重要方针，是非常英明果断的，因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都为推进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作出了贡献。从整体提升社会生产力与人民生活水平的视角看，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公有制经济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应急援助、上缴税收、资产划转社保基金、提供就业机会等途径起到了稳定器的主导性作用。非公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同样发挥着积极作用。2021年，民营企业占全国税收的59.6％；2022年，规上私营工业企业吸纳就业占比为48.3％，民营企业进出口规模所占比重达到50.9％。[8]因此，2023年7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明确指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

三、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实施推进了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制度创新

分配方式直接关系到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与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非常重视对分配方式的研究。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分配方式虚假公平的基础上，对未来历史阶段的分配方式作出了分析。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即“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9]个人的劳动直接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但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阶段，人类个体之间在体力和智力上的差异，在同一时间内提供的劳动量不一样，或者一个人比另一个人能够劳动更长的时间，分配方面还是需要用劳动量来计算。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在社会财富极大丰富和个人能力全面发展的基础上，那时候就可以真正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0]这表明，分配方式或分配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归根到底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决定。

我国分配制度的现实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性确认具有高度的交互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探索促成了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多样化分配方式对共同富裕的正向推进又反过来确证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合法性。就时间顺序来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稍早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制度的确立。1992年，党的十四大就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而1997年党的十五大才出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之表述。从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恰恰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途径和方式的基本背景。从南方谈话具体内容看，邓小平同志是在同一段落谈“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与“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两个重要主题的。

党中央对分配制度建设的实践探索是十分谨慎的，从多种分配方式的现实出现，到“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被确定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涵，经历了30多年时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随着非公经济的不断壮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出现多种形式的分配方式。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这既是对多种分配方式现实存在的肯定，也是对其存在合理性的认可。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在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背景下，提出“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把按劳分配以外的其他分配方式作为我国分配方式的重要补充，但同时强调“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性，[11]这透露了党中央对收入差距拉大的现实担忧。在多种分配方式实际推进了共同富裕现实进程的背景下，党的十五大报告的相关表述更加成熟，已经在制度层面确认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合理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12]这里所提到的生产要素，主要指资本、技术等基本要素。从制度层面对按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方式创新进行肯定，实现了我国分配方式领域的制度创新，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分配方式上更加多样化。

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分配制度的创新又有了新的推进，党的十六大报告要求“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13]从这段表述看，已经把资本、技术和管理作为生产要素与劳动相并列，破除了按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分配可能与按劳分配相矛盾的思想禁锢，实际上也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确定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破除了意识形态的障碍。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14]这表明党中央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与分配制度的表述还是并列的。在总结我国分配制度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把分配制度纳入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15]由此，党中央最终确定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地位，为人们走向共同富裕提供了制度保障。

从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实际实施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守正创新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20年底，我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全体人民实现了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夙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22年的20133元；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较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4元增加到2022年的49283元。就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看，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2022年的30.5％，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富裕的质的提升。

总而言之，从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制度的理想化设计，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确立，再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明确，这既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实践探索过程，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现实途径与方式的实践探索过程。在这一艰辛的历史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既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守正创新，也实现了我国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守正创新，并有效推进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历史进程。历史与实践表明，只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实际有效地推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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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炜伟,严赋憬.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N].人民日报,2023-07-20(006).

[11]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660.

[12][13]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902,1254.

[14]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8.

[15]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281.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编号23AZD005)的阶段性成果。

（陈胜云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孙文文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方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