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看我国共同富裕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梳理百年党史可以发现，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的历史演进，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经历了条件生成、制度奠基、物质保障和全面推进四个阶段。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仍然明显，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仍需重视，世界经济格局新变化给我国带来挑战，这些都构成了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难题。因此，必须在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继续推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优化收入分配机制顶层设计和增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效度等层面着力，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2]因此，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看待我国的共同富裕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共同富裕的历史梳理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始终坚持初心使命、关心人民幸福。百年党史，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现代化、推动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

（一）现代化的初步探索与共同富裕的条件生成

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在社会性质变革的高度上认识到了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制度基础。从土地革命时期到全面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发动农民群众投入到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在战争环境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念的人民性底色。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现代化的关系做出了更符合国情的判断：“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3]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初步探索现代化的历史成绩。

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初步探索，共同富裕所需的根本社会条件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生成。中国共产党通过的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要重新分配生产资料以消灭私有制，这即体现了“共同脱贫”的理念。面对我国农民普遍赤贫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统筹推进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同时推行减租减息政策，不断致力于保障根据地的民生问题。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又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土改运动火热开展，生产关系的调整不仅为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赢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也为共同富裕创造了根本的社会条件。

（二）“四个现代化”的渐次展开与共同富裕的制度奠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内忧外患尚未结束，“一穷二白”的国内环境和多方面的外部威胁使得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仍面临着严峻风险。从1949年到1978年，围绕“四个现代化”建设，我国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以计划手段为资源配置方案，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绩。194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是美国的1/28；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美国的1/6。在没有背负任何外债的情况下，我国建设完成了大量的铁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两弹一星”等科技成果历史性地喷薄而出。

伴随着“四个现代化”的渐次展开，共同富裕所需的制度条件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被建成。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接续取得重大成绩；“一化三改”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被确立，毛泽东同志在此情况下提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4]公有制经济和“人民公社”制度分别在城乡范围内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为“共同富裕”之“共同”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在这一阶段，虽然工业化建设的重要性高于物质生活发展，但从1949年到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有了比较高幅度的增长。

（三）“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特色形成与共同富裕的物质保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迈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二大上，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被着重重申并被确立为党和国家的“总任务”。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5]“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问题的中国特色的深刻认识。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出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层面的新定义，用“富强、民主、文明”三个词概括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特征。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未来发展作出了科学的宏观规划。党的十六大明确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意涵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方面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方面，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个词语重新概括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特色。在此时期，中国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伴随着“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特色形成，共同富裕所需的物质条件也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得以充分保障。党的十四大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确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不断完善，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尤其是2002年后，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实现“破千”（以美元为计量单位）的突破，总体小康社会的目标逐步实现。“富裕”的前提条件是“脱贫”，200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正式颁布，开发式扶贫取得了重大成就，民生问题不断解决。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展开与共同富裕的全面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承继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规划，立足新时代的世情国情党情实际，正式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内涵与本质特征。一方面，在战略目标的创新发展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以往的“四位一体”扩展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守正创新地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在产业动能的创新发展上，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6]新质生产力是构筑中国式现代化坚实物质基础的重要能量，为进一步实现共同富裕指明了新的动能来源。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展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强大的助力。

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展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新时代取得了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最为典型的成绩是，我国历经多年努力，终于在2020年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我国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接续探索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为彻底解决我国贫困问题寻找可持续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围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大民生保障力度，着力扩大就业，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强对困难群体兜底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共同富裕”。[7]

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共同富裕的挑战分析

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将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都保持在可控制范围内。但从现实情况看，我国贫富差距问题、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和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仍是不小的挑战。除了国内因素的挑战外，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这也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威胁，从而给共同富裕的实现带来了间接的负面影响。

（一）贫富差距问题仍然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升，一部分人首先富了起来。但总体上看，“先富带动后富”的任务任重道远，贫富差距问题仍然明显。基尼系数指标是测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问题的权威指标。一般认为，当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4以上时，该国人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就属于比较大的范畴了。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和中国社科院的相关报告，自2000年以后，我国的基尼系数就已经突破0.4，2006年达到峰值0.496，2021年我国基尼系数仍然有0.472。这说明，进入21世纪后，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升、人民总体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但贫富差距问题也愈发明显。贫富差距的扩大，意味着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这就导致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不足，从而给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带来负作用。总之，我国贫富差距问题所反映出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这种失衡性不利于扩大低收入群体的分配比例，也不利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

（二）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仍然突出

我国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改革开放初期，考虑到地理因素所带来的对外交通环境问题，我国首先开放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实行东部优先发展战略。东部地区参与国际经济交往较早，经济发展速度也较快。随着互联网、金融等新兴行业的兴起，东部地区凭借已有的雄厚经济基础把握住了新的经济增长要素，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和产业结构等多方面原因，其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逐步拉开差距。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发展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提升。但总体上看，中西部地区距离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2021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对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分别达到52.05％、21.96％、21.07％和4.9％，[8]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依旧存在，由此对于共同富裕的实现造成了阻碍。

（三）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仍需重视

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是影响共同富裕实现的关键问题。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开展，从2013年到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7％，到202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和实际增长分别为10.5％、9.7％，增长速度相较城市居民要高2个百分点。我国农业产值比重为8％，而发达国家的农业产值比重一般在3％—4％之间，这反映出我国的城乡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此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十分明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仍高达2.14，[9]因此共同富裕之路仍面临不小挑战。

（四）世界经济格局新变化给我国带来挑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世界经济格局所发生的新变化给我国继续推进共同富裕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挑战。一方面，在贸易保护主义、俄乌冲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缓，“逆全球化”趋势暗流涌动，对中国扩大对外经济交流造成了阻碍。在众多“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作用下，全球实体经济普遍遭遇发展困境，各国市场需求呈收缩趋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挑战。另一方面，2018年后，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华为等中国高端科技企业被无理制裁，中国科技发展面临困境。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0]但在美国施行对华贸易战后，我国在芯片研发等领域面临着各项专利限制，科技进步赋能经济发展的速度放缓，这就给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带来了间接影响。

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共同富裕的路径思考

新时代，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和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实际情况，必须采取适宜手段有效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具体而言，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是“保住饭碗”，继续推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做大蛋糕”，优化收入分配机制顶层设计是“分好蛋糕”。在这三重路径的基础上，增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效度，以起到重要保障作用。

（一）巩固脱贫成果，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11]由此可见，实现共同富裕不是短期内就可完成的任务。绝对贫困消除后，巩固脱贫成果的关键，就在于构建并实施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托底工作。

其一，要在相对贫困治理政策的制定上注重衔接性和发展性。一方面，要延续2020年之前我国治理绝对贫困问题时的政策精神，在防止返贫现象发生的时期内实现“脱贫不脱政策”，继续保持对原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帮扶力度，综合利用产业扶贫、健康扶贫和文化扶贫等手段保障已脱贫者不再返贫。另一方面，也要根据各地区的相对贫困治理问题实际，因地制宜地对既往的脱贫政策进行发展式运作，尤其要依据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对城乡地区存在返贫隐患的居民进行收入水平动态跟踪，从而在准确掌握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量化信息的基础上，对相对贫困治理的政策进行及时的制定和调整。

其二，要在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的施行上注重人民性和科学性。一方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相对贫困治理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既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旨归，也为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的施行提供了理论指导。在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必须将人民摆在中心位置。另一方面，也要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处理相对贫困治理工作。具体而言，既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科学指导，也要充分利用管理学知识和大数据技术赋能治贫实践，充分体现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科学性。

（二）坚持创新驱动，继续推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12]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路径，且再次强调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真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创新概念，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13]这就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对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动能转化为经济发展的现实，让科技导向型经济产业的发展成果不断为共同富裕添砖加瓦。

其一，要培育、引进和发挥好科技人才的创新优势。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应当成为一个人才强国。随着近年来劳动力人口基数的下降，进一步发挥好创新型人才的优势，具有现实紧迫性和高度必要性。在培育人才方面，应当要进一步完善我国教育体制和机制，尤其是要优化高等教育体制机制，以创新为导向合理分配学科专业的空间布局和层次定位，从而推动形成前沿理论突破和应用技术创新相辅相成的良好局面。在引进人才方面，要建立并落实具有吸引力的人才激励政策，鼓励国内外科技创新人才进入中国，充分凝聚具有国际视野和世界水平的高端创新人才的智慧合力。在人才使用方面，要进一步优化产学研结合机制，为专利转化及理论落地创造良好的政策保障环境。以科技人才创新优势的作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不断开发实现共同富裕所需物质资源的前提条件。

其二，要全面发挥互联网产业、实体产业和金融产业的作用合力。要把中国经济发展成果这块蛋糕做大，各个领域的发展都不能落下。在我国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深入挖掘国内各领域各行业对于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格外重要。首先，要提高实体产业和金融产业的数字化水平，不断增进以制造业为主要代表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效率；其次，要合理规划互联网产业和实体产业的融资尺度，防止金融泡沫破裂现象的出现；最后，要促进互联网产业和金融产业这两者与实体产业的结合，使实体产业成为起基础作用的产业。唯有让互联网产业、实体产业和金融产业的积极要素充分发挥其作用，才能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提供制度保障，优化收入分配机制顶层设计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规范收入分配秩序”[14]被纳入为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路径。经济的蛋糕做大之后，怎么分配蛋糕就成了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必须在制度方面着力，不断优化收入分配机制的顶层设计，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现实依据。

其一，坚持社会主义所有制，维护我国人民的经济安全。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社会主义所有制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道路的前提条件。一方面，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断夯实能源、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国有基础，保障经济发展过程中公平的实现。另一方面，要促进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遵循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市场作用助力经济发展效率提升，提倡先富带动后富。

其二，坚持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推动居民收入差距缩减。近年来，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4，这表明我国贫富差距问题是影响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阻碍。因此，必须在分配制度层面采取有效手段以减少贫富差距。首先，要完善初次分配制度，以贯彻落实劳动法为基础，构建劳动者薪金水平递进机制，并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水平，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其次，要完善再分配制度，充分发挥政府对资本的引导功能，聚焦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合理提高个税起征点，加大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投入力度。最后，要完善三次分配制度，搭建公益事业绿色通道及监督平台，适当减免大额度捐赠者的收入缴税比例，不断发挥分配过程中的道德激励功能。

（四）实现全面发展，增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效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15]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与政策落实效度，是巩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共同富裕成效的必要保障。

其一，要充分利用政策手段，推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要使得公共服务均等化相关政策有效落地，必须避免使用过多强制性政策工具，而要综合利用各项灵活可行的政策手段来保障人民能够更好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一方面，要利用复合型政策工具。既要用好管制型政策工具，充分调动各市场主体的积极作用，也要利用好自愿型政策工具，推动企业、公民和非政府组织承担社会责任、缓解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另一方面，要注重相关政策的法治化进度。从现实情况看，现行的公共服务相关政策多为“规划”或“意见”，尚且没有出现一部专门法律。因此，在现行政策基础上制定相关法律，可以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提供法治支撑。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人民的共同富裕将得到充分保障。

其二，要充分利用市场手段，激发共同富裕活力。市场在我国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发挥好市场在基本公共服务建设中的作用是为实现共同富裕激发活力的必要举措。一方面，要充分引入市场在基础交通设施、文化设施和体育设施等领域的作用，以公开和公平的招标手段为重点举措，以严格的监管手段为基本保障，以良性的竞争手段为主要内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效度提升。另一方面，要让广大低收入群体积极投身于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市场化运作实践中，以提高就业水平和收入水平为主要目标，以培养职业技能为未来保障，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为现实效果，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建设与共同富裕互促互进、协同实现。

参考文献：

[1][11][12][14][1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

10-26(01).

[2]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J].求是,2023(16):4-8.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6.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95.

[5][1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274.

[6][13]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23-9-9(01).

[7]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3-

09-29(02).

[8]李国平,何皛彦.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经验事实、理论阐释及机制创新[J].广东社会科学,2023(06):48-57.

[9]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3-02-28）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28_1919011.html.

本文系2023年安徽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课题“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逻辑解析与贯彻路径研究”（编号QS202303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蚌埠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易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