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更高水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是在新的全球化趋势下，我国积极主动参与重构全球价值链的内在要求和逻辑，也是推动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标志。在新的全球化趋势下，面对未来一段时间更加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长三角地区要更大力度营造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市场环境，更大力度链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安徽作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腹地区域，更需更大力度有效利用国际先进技术，更大力度吸收和整合全球创新资源、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避免陷入严重内卷的可能，持续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升级和创新发展。

关键词  长三角；制度型开放；安徽

2023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时强调，长三角地区要树立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长三角地区长期领中国开放风气之先，是我国对内对外开放的中枢。更高水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是在新的全球化趋势下，我国积极主动参与重构全球价值链的内在要求和逻辑，也是推动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标志。这一战略调整是对中国经济运行动力机制的重大转换和重塑，将推动实现中国经济高水平发展，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和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将产生重大影响，长三角区域理应有更大作为。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逐步嵌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形成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结构，极大地推动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红利。[1]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安徽在内的长三角地区更是受益者。制度型开放是更深层次的“境内开放”。[2]在新的全球化趋势下，面对未来一段时间更加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长三角地区要继续在扩大内需中坚持开放，更大力度营造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市场环境，更大力度链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大力度有效利用国际先进技术，更大力度吸收和整合全球创新资源，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避免陷入严重内卷的可能，持续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升级和创新发展。

一、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机遇

全球化发展历史经验表明，世界范围生产力发展提高了人类活动能力，推动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关系不断变化。一方面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的深化与扩展。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也引发经济结构以及产业结构间的竞争、渗透和融合，资源在全球流动和优化配置，进一步促进国内资本循环与国际循环对接和融合，逐步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系。同时，与之相适应的全球性经济组织、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建立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与共享人类文明成果。

（一）全球化出现新特征但不会逆转

2016年以来，经济全球化出现新的趋势性变化，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潜藏的问题浮出水面，以贸易保护主义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逆潮涌动，经济全球化的分配问题愈加突出，公共卫生事件及武装冲突等使经济全球化环境进一步恶化。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都呈现出反全球化的力量，主要经济体对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存在争议，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收缩，区域化、集团化、近岸化以及友邻化等趋势抬头。[3]多边贸易体系、区域贸易和双边贸易体系共存，全球已形成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和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巨型自贸区，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

虽然扰动全球的极端事件频发，经济全球化会有曲折起伏，但不会逆转，更不会停止。一方面，和平、安定、包容与发展仍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这是推动人类走到一起的基本信念，是不可能消失的。另一方面，推动全球化的原动力并没有消失，而且新的动力还在持续积蓄，动力比以前不是少了而是多了。[4]

在逆全球化情势加剧的当下，中国加快制度型开放，体现了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动作为。中国坚持并坚守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全方位扩大国际经贸合作，为动荡不定的世界经济注入最大的确定性，以此凝聚起最广泛而深刻的全球化不会逆转的共识。

（二）全球化向圈层全球化态势演变

2018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考虑多方面因素的全球化”代替“以纯经济利益为主导的全球化”，引发全球化格局与进程发生质的转变。国际贸易和全球价值链构建是全球贸易体系重要构成，全球贸易体系是全球化进程的推动力。而全球贸易体系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合作，信任与合作是维系全球贸易体系的粘合剂。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削弱了这种信任的基础。脆弱的信任基础加剧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的复杂性，美国加速推进“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美欧等发达国家为维护其在全球产业链中高端环节分工地位,特别是基于对保护本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创新链可持续等方面的考虑，本土化回流意愿持续增强，全球化向短链条、本土化、近岸化及区域化的圈层全球化态势演变，全球贸易以及投资规则加速重构，安全和韧性开始取代传统国际贸易规则中效率和成本。这种变化对中国来说，直接的影响是制造业断链风险和高技术产品市场脱钩风险持续增加。中美制度摩擦已经取代美日制度摩擦，体制差异已经成为中国与美国、西方国家摩擦的重要根源，也演化成国际经贸的热点问题。美国有针对性地在贸易、投资、技术、知识产权等领域对我国采取遏制策略。USMCA(美墨加协定)、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和 EPA(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协定成员国也针对我国制定并实施高新技术领域“精准脱钩”措施，减少对中国复杂价值链的进口，我国与北美地区高标准国际规制区域成员国的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存在局部被转移与脱钩风险。2022年5月，美国提出“印太经济框架”，向东盟12国提供1.5亿美元援助，打造“去中国化”的高科技生产网络，进一步增加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链与全球发达经济体市场脱钩的风险。同时，在发达国家区域贸易保护规则实施、全球疫情以及供应链中心呈现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趋势的综合影响下，境外资本在我国劳动套利型行业撤资的可能性较大，如富士康、苹果、三星等企业部分加工组装工厂已经迁出中国。受USMCA协定原产地价值成分要求的限制以及叠加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近年来欧洲多数国家、日本、美国在缅甸、越南等劳动力工资相对较低的东南亚国家建设服装、电子元器件加工制造工厂的数量持续增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加速重构，逐渐从全球化向某区域内或一国及周边地区收缩和集聚，呈现区域化、本土化发展趋势。这些变化大大增加我国对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的引进和国际生产要素向我国集聚的难度。[5]更重要的是，如何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国际通行的经贸规则相协调，这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难点所在。[6]

（三）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市场的趋势不会改变

目前，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大市场，但中国正在以更快速度接近美国。很多人期待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对于中国而言，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一方面,让国内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更有利于世界共享中国大市场红利；另一方面，统筹要素流动型开放与制度型开放，全面提升我国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决定过程中的谈判能力与地位，提升对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以制度型开放的主动作为推动形成释放14亿多人口大市场潜力，以制度优势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实现内外市场联通、要素资源共享，对中国发展意义更为重大。

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市场的趋势不会改变。中国拥有巨大规模的消费市场，扩大消费需求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2020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额占GDP的比重为54.3％，远远低于当前全球最终消费占GDP的平均比重78％，更低于发达经济体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80％。国内消费结构升级将进一步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也是全球市场的重大利好。同时，以更高水平开放融入国际经济循环，对世界多样化高品质的产品、服务的更高要求也倒逼国内产业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预计到2030年，中国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中国进一步挖掘消费市场，拓展消费空间，依托自己的内需市场形成一个稳定的发展模式,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7]当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的时候，是全球市场的重大利好，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将对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增长作出新的贡献。同时，市场总规模优势有利于充分释放市场潜力与活力，有利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能够为中国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也为减少外部环境的干扰提供有力支撑。到2023年，中国已经是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经贸伙伴。如果中国把对外开放大门的钥匙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任何逆全球化的逆流都绝没有能力关上中国的对外开放大门。

二、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基础——以安徽为例

安徽以锻长板、补短板的主动开放作为,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在制度型开放方面实现了点的突破，为下一步由点到线再到面的突破和区域整体开放水平提升，奠定了良好基础。[8]

（一）开放型经济的能级之变

安徽发挥“左右逢源”地理之利，巩固提升“一带一路”重要枢纽、长江经济带重要战略支点、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重要成员、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特别是在加快构建联通中西部的重要开放枢纽和建设内陆开放新高地上努力作为。在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在对外贸易方面。一是进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取代资源为主的出口产品成为出口的主导产品，并实现出口商品结构从初级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进而紧抓国际机电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重大机遇，增加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的出口比重，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产品逐渐成为新的外贸增长点。二是贸易市场更加多元。巩固扩大欧美等传统市场，美国、欧盟和东盟是安徽前三大贸易伙伴。加快开拓“一带一路”、RCEP等新兴市场，已经与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往来。三是贸易业态更加丰富。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和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外贸新业态逐渐兴起并加速发展，成为带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四是贸易主体更加壮大。全省进出口实绩企业总数由2012年的5006家增至2021年的10208家，年进出口额过亿美元的企业由48家增加至129家。100多家外贸企业使用和建设海外仓280多个。五是服务贸易加快发展。创新平台网络基本建立，国际合作不断深化，合肥市入选第一批“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市”等。对外贸易是安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安徽经贸朋友圈覆盖全球97％的国家和地区，全国出口的每5辆汽车就有1辆是安徽制造，“买全球、卖全球”已经成为安徽开放的大趋势。[9]在推动安徽国际化、市场化、工业化进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国际地位，扩大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自贸区建设为开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探路

自贸试验区是制度型开放的创新试验田。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至2023年，我国先后设立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的试点格局。各自贸试验区都深入推进各项措施落地实施，借鉴全球通用规则更进一步形成较为完善的负面清单，逐步完成对贸易、投资、金融等多领域的全方位覆盖，有力促进了改革创新,成为推动实现制度型开放的重要途径。因此，可以说自贸试验区从要素开放上升到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开放，是新时期我国在投资、贸易、金融、外商投资服务和管理等方面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和扩大开放的高地。[10]

2020年9月24日，安徽自贸试验区揭牌。安徽自贸区涵盖合肥、芜湖、蚌埠三个片区，面积119.86平方公里。自成立以来，安徽自贸试验区探索形成100多项创新案例，其中17项是全国首创；以不到全省千分之一的面积，贡献了全省约26％的进出口额、10％的实际利用外资额、4％的新设企业、7％的税收收入。两年累计实现进出口贸易额达2,664亿元、利用外资10.2亿美元。仅2022年上半年，安徽自贸试验区利用外资趋势向好，进出口贸易额达959.3亿元，增长28.5％，高于全省平均增幅14.8个百分点，贡献了全省26.1％的进出口额、12.5％的利用外资额。特别是在更高能级上发挥自贸区为国家试点制度、为地方谋发展的功能,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共享发展机遇的主动作为。加强与沪苏浙自贸区协同发展。2021年，沪苏浙皖自由贸易试验区货物进出口总额达3.1万亿元，占全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46.2％；实际使用外资1042.6亿元，占全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48.9％。[11]

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型开放重要前沿阵地的作用。安徽自贸试验区各个片区级联动发展区各自发挥不同的区位、产业优势，促进投资管理、贸易监管、金融监管、综合监管等方面制度创新，为安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也存在制度型变革瞻前顾后、风险压力测试力度和范围不足、负面清单仍然较长、所涉及的行业范围较大、对外商投资限制较多等制度创新空间有待突破的问题，在环境标准、争端解决、电子商务等领域改革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三）在国际分工深度演进和经济全球化重构中发现机遇

全球价值链分工与数字经济时代技术进步对促进融入国际循环带来机遇。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入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国际生产体系与市场的深度融合，[12]发达经济体正试图通过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重构来重塑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要研判区域价值链的塑造条件及其影响，研究优势产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长期稳定机制化的机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重构中,保持传统优势，加快构筑新比较优势,寻找新的发展红利。技术革命提供了全球化的物质基础。互联网改变了地理空间格局。数字技术的运用改变了全球经济的形态，数字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比重持续提升。[13]与传统经济地理相比，互联网以它具有的泛在赋能特性，重新定义空间与距离概念，可以说互联网把距离变成零距离，只要接入互联网就没有了距离，这种泛在特性使接入网络的任何区域和其他地区处于同一起跑线。同时,高水平对外开放也在更高水平上培育高新技术产业新优势。

近年来，安徽企业走出去显现出新特征新趋势，“走出去”逻辑由效率优先向技术优先、安全优先转变，“走出去”领域从传统行业向新兴行业转变，“走出去”意愿受贸易摩擦和成本因素影响而增强。通过锻造优势长板、做大做强集群效应、打造新徽商品牌等方式，为企业“走出去”打造品牌亮点。同时，完善持续优化支撑服务，创新合作模式，为企业“走出去”创造一流环境。

三、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路径

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从商品和要素的政策性开放转向体制性开放，加快对接、先行先试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提升制度开放能级，以从内而外、内外联动、内外协同等发展方式和供给侧、需求侧两个角度推进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相互促进，进一步完善制度型开放路径，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来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实现对内对外协同发展的功能转型，在更高起点、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更好集聚和配置全球资源，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一）协同推进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战略

进入新阶段的制度型开放将同时具有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两种特征。制度型开放是对内系统性改革与对外高水平开放的统一，开放与发展齐头并进，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改革开放为发展带来光明前景。《世界开放报告2022》数据显示,开放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发展指数就会提高0.512个百分点。开放是最大的改革，不仅仅是对外国产品、服务和技术的市场准入的扩大开放，更多会涉及国内制度改革。长三角地区要在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建立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等关键和核心领域率先突破，为打破国内循环体系和国际循环体系之间所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人为设置的（制度）藩篱和壁垒，让市场在跨境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探索新路。[14]以改革促开放。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不同，改革是制度型开放典型特征。建立以人为本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市场监管制度、公平竞争制度和社会信用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建立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长效机制。通过制度创新来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以改革促开放的难点所在。以改革促制度创新，优化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坚持接轨国际最高标准，进行制度型开放的立场，树立市场管效率、政府管公平治理理念，回归市场本源，以改革推进多层次、多领域的制度建设，提升市场监管的有效性，从政府、企业和市场等各个层面，建立健全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制度体系。在市场规则、政府规制、监管体制和产业标准等方面，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打造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体制环境，推动对外开放走上“用‘负面清单’管理市场，用‘正面清单’约束政府”的制度型开放之路，构建公平竞争的高质量市场经济治理体系。

对内自主开放与对外双向推动两个方面进行重点突破。以更高标准的对外开放制度，推动形成更加畅通的区域市场，以内循环吸引外循环、以外循环提升内循环，在开放中推动监管变革。协同推进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区域开放格局，发挥市场腹地广阔的商品链和服务链市场分工优势，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在省内不同地区的布局优化和循环效率提升，降低产业链供应链转移风险,吸引更大范围的国际生产要素参与区域循环，[15]构建开放制度体系，形成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巩固在国际市场上的既有成果。

（二）拓展自由贸易试验区试验示范功能开辟区域开放新路径

长三角地区已经有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四个自贸区以及临港新片区，形成自贸区集群之势。安徽要链接国家开放战略与发展重点领域，提升省域开放战略与国家开放战略链接深度，拓展自由贸易试验区试验示范功能，密切跟踪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演进趋势，主动对接更高标准、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主动“引进” “融入”高水平经贸规则，不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数量，在参与全球化分工的过程中，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探索改革开放的新模式，拓展自贸区试验示范功能。通过价值链分工，把区域经济与世界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升对国家战略规划和平台建设的支撑能力，推进区域对外开放战略转型升级，更高水平参与全球化分工体系。同时，推动制度型开放平台转型升级和向更高级形态演进，加快不同开放功能平台集聚化发展，在重要领域开展制度创新和压力测试，以开放倒逼改革，开辟区域开放新道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深化区域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双向链接。加强对存在断链断供风险核心技术源头压制风险的管控，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增强技术自主可控能力，针对不同类型产业链分类施策化解风险,打通产业链中的断点堵点。接轨高标准国际区域规则，更高水平参与国际产业与经贸分工，有效拓展全省与沪苏浙、中部地区等区域战略合作空间，为建设开放型强省奠定坚实基础。

提升关键领域产品链嵌入国际市场深度广度。强化区域供应链体系对外循环的高水平供给能力，通过要素资源均衡配置改革、技术和标准升级，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微观“毛细血管”循环,深化国际产能产业合作,优化布局 “海外仓”建设，加快资本、人员、商品、服务“走出去”步伐，增强安徽产业链供应链发展韧性和活力，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

推动对外开放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度相融。吸引全球要素配置全球科技资源，以合肥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为依托，加快建设面向国际的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加强跨境货物流通和加工贸易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支持境外风险投资基金直接投资本地创新企业，在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前提下，通过自由贸易账户体系、扩大QFLP（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试点）范围等方式，引入境外具有科技创新企业投资经验的海外投资基金投资本地创新企业。支持融资租赁公司购买企业自有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无形资产，[15]推动知识产权跨境交易便利化，提高知识产权专业化服务能力。[16]

（三）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构建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新机制

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规范影响服务贸易自由便利的规制，持续深化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与沪苏浙自贸区的差别化探索，加大压力测试，放宽科技、金融、文旅、医疗、信息等服务业重点领域的外商投资准入条件，形成与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相适应的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体系，促进长三角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把安徽自贸区建设成为服务贸易开放新高地，形成对全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引领示范。

建立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协同发展新模式。优化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机制，推动贸易转型升级，推动多边、区域等层面服务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的协调，巩固在运输、工程建设等传统服务行业的出口优势。集聚产业资源，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扩大中医药、 传统艺术、 传统文化等中国特色服务“走出去”，进一步优化服务贸易出口结构。[17]深化贸易领域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和业态创新，完善对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和业态创新的总结和复制推广。在数据跨境有序流动方面先行试点，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制定相关的数字经济、数字贸易的新制度。推动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协同发展，加快发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等新业态，创新发展服务贸易，扩大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离岸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

参考文献：

[1]刘志彪.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发展格局:结构、循环与效应分析[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4）:70-77.

[2]王彦芳,黄胜平.长三角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路径研究—基于南京江北新区的实践探索[J].江南论坛,2023(9):28-32.

[3]赵伟洪,张旭.中国制度型开放的时代背景、历史逻辑与实践基础[J].经济学家,2022(4):17-27.

[4]樊纲.全球化不会停止，全球化的推动力不是少了而是多了[EB/OL].(2022-09-15）,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913044.

[5]郭澄澄.高标准国际规制下的我国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影响机制、风险研判和应对措施[J].经济学家,2022(12):86-95.

[6]全毅.中国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框架与构建路径[J].世界经济研究,2022(10):13-24.

[7]赵龙跃.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理论创新与战略抉择[J].学术前沿,2022(01上):34-45.

[8]聂新伟,薛钦源.中国制度型开放水平的测度评价及政策优化[J].区域经济评论,2022(4):101-111.

[9]韩俊.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谱写更加壮丽的安徽篇章[J].求是,2023（15）:6-12.

[10]郭若楠.自贸试验区推动制度型开放的实现路径研究[J].齐鲁学刊,2022(5):119-129.

[11]成静.十年区域协调发展,成绩单如何[N].中国发展改革报,2022-10-02（002）.

[12]盛斌.中国、CPTPP和国际经贸新规则[J].中国经济评论,2021(4):92-96.

[13]刘彬,陈伟光.制度型开放: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路径[J].国际论坛,2022(1):62-77.

[14]江小涓.立足国情与时代，探索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之道路[J].经济研究,2021（6）:16-21.

[15]合肥高新区打造科创金融改革创新示范区若干政策措施[EB/OL].https://zhuanlan.zhihu.com/p/491255660?utm_id=0

[16]冯奎,王铁铮.自贸区联盟：制度型开放新机遇［J］.前线,2022(3):53-56.

[17]赵忠秀.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更高水平对外开放[N].经济日报,2021-04-04(010).

本文系安徽省社科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2023—2026)、安徽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安徽的机遇和优势研究”（编号AHSKZD2019D01）的阶段性成果。

（汪晓琴系安徽省经济学学会副秘书长；孔令刚系安徽省经济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城乡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