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着独特的文明逻辑，其以中华文明为根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吸收与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立足本来，植根于“民为邦本”“天人合一”“美美与共”等中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扬弃外来文明，在物质文明观上超越以资本为中心、在生态文明观上破除人类中心主义、在世界文明观上颠覆文明一元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立足本来和扬弃外来文明的基础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旨归，以“五位一体”作为其规范性支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其必由之路。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文明逻辑；中华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明是社会生产力的反映，包括“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征服自然与改造自然的成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人类文明与中华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以文明逻辑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即从文明的高度剖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挖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背后所蕴含的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有机融合，进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从文明的视角探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学术界研究不多，故亟须加强研究。本文从文明发展的角度，厘清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的逻辑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走向。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中华文明

在悠久的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延续性与独立性，如梁漱溟所指，“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中华文明蕴含着丰富的、独特的内涵，如“民为邦本”“天人合一”“美美与共”的精神特质，这些精神特质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根基。

（一）“民为邦本”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内核

人民是推进历史前进的主体，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民为邦本”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民本思想，《尚书·五子之歌》中首次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以民为重的“仁”学，“仁者爱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孟子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民”提高到举足轻重的地位。荀子以“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生动总结出相互依存的君民关系。西汉贾谊总结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以“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此后历朝历代强调“重民”“爱民”“利民”“恤民”。

民本思想为世代君王所重视，如美国学者费正清评论黄宗羲的民本思想：“置于天子权威之上的限制确确实实属于道德性质的约束”，即君王完全靠自己的意愿和道德来约束自己的施政理念。循此，若遇明主贤臣贯彻民本思想，则百姓生活安乐，进而出现“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但若君王置民本思想于不顾，荒淫无道，官员贪污腐败，遭到民众奋起反抗，终至王朝覆灭。可见，古代民本思想的最终实施缺乏制度层面的保障。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以此保障人民的权力，超越了古代仅仅从道德层面约束君王。

中国古代社会虽强调“民贵君轻”，但受封建纲常伦理之制约，人民始终处于被动、消极地位。民本思想多为君王之“御民术”，如朱元璋曾说：“为政以得民心为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新型的人民政权后，人民群众才得以真正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并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方式维护人民权益，真正贯彻“民为邦本”的传统思想，这是中华文明“民本思想”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内核。

（二）“天人合一”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态图景

人类文明于自然界中产生，也必定始终伴随着认识自然、征服自然与改造自然的活动。有史以来，中华文明特别强调“道”，强调“天人合一”。庄子在《齐物论》中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表达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中庸》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说明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中，对天人合一的理解或许有所不同，但均强调万物并育而行、不相害、不相悖。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大自然自有其固定的周期与规律。故道家提倡“无为而治”“道法自然”，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提出“敬畏天命”，从大自然获取资源要“取之有时”“应时使之”。不过，古代强调敬畏自然，大多是因当时生产力低下，人类面对自然无能为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既尊重自然，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求发展，如提出加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推进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等措施，保护环境的同时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人类不能无节制攫取、掠夺自然。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孔子以“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告诫人们对动物要心存仁爱。“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从亲亲到敬长，再推及至他人与万物，将恻隐和仁爱之心延续至其他生命体。基于恻隐和仁爱之心，人类对大自然的开采要做到“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中国式现代化重视古人对自然的“恻隐”“仁爱”理念，提出“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现美丽中国建设。

（三）“美美与共”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情怀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蕴含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也彰显传统文化底蕴。老子曾言“以天下观天下”，《吕氏春秋》中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表达古人宽广的天下情怀，进而产生“天下一家”的大公意识，通过“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使天下各国和睦相处。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言：“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

中国长期以来坚持“天下一家”的观念，也充分尊重世界文明发展的多样性，蕴含着“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论语》有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即承认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异，世界是在多样性和差别性中均衡发展。“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羹之美，在于合异”，表达出世界各种文明的共生共荣。在此前提下，中国主张加强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兼收并蓄，如玄奘西行、鉴真东渡、郑和七下西洋等，表明中华文明的博大胸怀，包容接纳外来优秀文化。“中华文明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获得了丰富营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素来主张以道义为先，秉持义利兼顾原则。孔子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中华民族肯定和认同人们对正当利益的追求，反对和否定为满足个人私欲追求不正当的“利”，故有“重义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之辨。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坚守道义原则，以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秉持互惠互利原则，避免国际社会陷入“零和博弈”的丛林游戏。站在全人类正义的立场思考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和未来命运，创造“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扬弃西方现代文明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以物质实践为出发点，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通过实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否定之否定，吸收其积极有益的成分，摒弃其消极的因素，创造了一种更为合理、更符合社会发展的人类文明。

（一）中国式现代化在物质文明方面超越以资本为中心

资本主义文明在历史上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然而，因其固有的逻辑属性，“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建构出一种“属物”的和“背离人”的文明，它使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资本和人的地位被头足倒置，在资本逻辑的控制下，资本而不是活着的人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资本增殖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由此带来悖论性贫困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通过雇佣劳动所创造的剩余劳动和社会财富越大，劳动者就越接近生存死亡的边缘状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吸取资本逻辑的经验教训，要对人的自我异化进行积极扬弃，以此走向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资本的发展要紧紧围绕人民、服务人民，资本不再是目的，而是实现人民利益的手段和要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肯定“资本的文明面”，对资本进行约束，合理引导资本自身进行扬弃，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

在物质文明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共同富裕，超越西方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秉承“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的信念。中国式现代化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导向的社会主义文明，超越了资本主义扭曲的、异化的、少数人的文明。

（二）中国式现代化在生态文明方面破除人类中心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冲破西方现代化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藩篱。由笛卡尔开创的近代哲学创建了主客二分的世界，这种主客对立的二元划分，促进了近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也导致了人类对自身能力的过高估计。虽然西方生态主义理论也有过“生命共同体”理论，然其背后以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为本体预设，因而他们始终不曾摆脱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自然中心主义。即要么仅仅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保护自然，要么只强调自然的先在地位，人类在自然中的主体性和目的性被摒弃。

马克思在承认自然先在地位的同时，强调人的主体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集体主义代替西方个人原子主义，破除西方生态文明建设的桎梏。资本主义社会是以个人原子主义为机制建构社会基础，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原子式的个人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导向，人类向自然贪婪地索取利益，寅吃卯粮、竭泽而渔。然而，中国自古以来是以宗法血缘构建起来的家国同构社会，以集体利益为重。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从集体主义出发，以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为追求。如马克思所言，人比其他存在物优越的地方在于，可以“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

在集体主义的思维下，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真实需要进行生产，超越资本主义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盲目生产。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目标进行生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使得发展能够在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即以人们的真实需求为目的进行生产，兼顾人们对良好环境的期待，实现对资本增殖的盲目生产的超越，破除资本主义生产带来的虚妄性。

（三）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文明观方面颠覆“西方中心论”

一般认为现代化开始于西方文艺复兴及其后英国的工业革命，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西方化，进而出现了西方文明自恃优越的“西方中心论”。即认为西方资本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主张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以“文明”和“进步”自诩，否认文化多样性和文明多元化，把其他文明置于边缘和依附的地位，将其他国家冠以“野蛮”“落后”之名，从而对其他文明进行弱化、矮化进而同化。中国式现代化摒弃“文明优越”意识形态，坚持“文明共生”价值理念，破解“西方中心论”，并颠覆了西方中心说。秉持“文明共生论”的中国式现代化以社会主义文明和整个人类社会为基础，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整体性的全球视野来看待全人类的文明。“文明共生论”把人类社会的所有文明都看作是一个“共生体”，旨在构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不同文明之间并非只有冲突和水火不容，异质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能够带来思想的火花与社会制度的创新。古希腊文明能够从“黑暗时代”走向复兴，与“东方化时代”对东方文化的吸收借鉴密不可分。古代丝绸之路传播了丝绸和陶瓷，被马克思誉为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罗盘和印刷术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欧洲启蒙时代的哲学家深受儒学经典的影响，促进欧洲的启蒙运动，从而走出“黑暗的中世纪”。现代西方文明却排斥和否定其他文明，如塞缪尔·亨廷顿把当今世界冲突的本质概括为“文明的冲突”，弗朗西斯·福山曾主张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中国式现代化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开放包容、交流互鉴，倡导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合作共赢，集世界所有文明的智慧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以文明交流互鉴超越二元对立思维的“西方中心论”。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明引导人们从更高的发展水平去看待和反思现有的文明现实，无论哪一种文明形态，包括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在内，都有自身的历史限度。唯物史观不仅描述和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而且要求人们用更高的文明原则和文明理想来批判和反思现代社会文明的现实。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须以中华文明为根基，同时在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超越，从而充分占有一切人类文明积极成果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破资本主义文明的虚幻普遍性，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人民至上”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旨归

人民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其他文明形态的独特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出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精准把握人民需求和维护世界人民平等利益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和任何特权阶层。

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新文明的价值旨归，意味着要站在人民的角度，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时代在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在变化，不仅需要占有物质财富，还要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占有的需要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需要。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不仅是物质富裕，还要精神富有、环境优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意味着要承担和维护好人与自然这一生命共同体，实现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不是以个人主义为本位，而是把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自己的价值导向。正如马克思从现实性上把个人理解为社会存在物，主张只有个人联合起来才能在共同体中重新驾驭物的力量，以此对自然物质的限制进行超越，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兼顾“人民幸福”与“人类解放”的和平发展方式，秉持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整体未来的关怀，坚持和平的文明发展观。“以人民为中心”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抛弃了原子化的现代个人，真正解决人和人之间的矛盾。

（二）以“五位一体”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规范性支撑

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秉持全面发展理念，不断丰富文明的内涵，逐渐形成“五位一体”全面协调发展的新模式，以实现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全面超越。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要发展生产力，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文明建立起来的是物对人的全面统治，其文明指向具有片面性，即过分追求资本增殖而漠视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怀。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把握生产力发展这一中心任务，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协调推进“五位一体”。以此纠正了为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整体效益的功利性思维，有效地化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

在“五位一体”的整体性建设中，物质文明建设是基础。政治文明建设对经济文明建设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精神文明建设是灵魂，推动中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刚性强硬的竞争力。同时扎实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是社会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要精准发现人民的需求，及时解决社会生活中产生的矛盾，提高社会的文明水平。生态文明建设致力于全面协调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人类从单一向度的文明推向全面协调发展的文明新向度，为推进人类迈向更高社会理想提供了新范式。“五个文明”的协调发展破解了现代性困境：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生态文明解决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提出了解决资本统治和剥削的方法；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五大文明的协调发展规避了仅仅为追逐物质利益而使人陷入狭隘的发展格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走向新的文明向度的同时，从根本上避开旧的文明形态所带来的局限性，从而走向更高阶段的文明形态。

（三）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由之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源于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马克思划分了三种共同体形态：“原始共同体”——以集体的力量联合在一起以抗衡自然；“虚假共同体”——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通过“等价交换”原则将资产阶级所拥有的权力合法化；“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共同体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以“真正的共同体”为目标导向，推动人类文明进入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要打破因为异质文化而产生的冲突，建构起文化交流互鉴、共通共融、百花齐放的人类新文明。以“真正的共同体”为目标导向的文明观克服了西方文明的特殊性，兼顾了世界文明的普遍性，明确了人类世界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价值统一性。文明新形态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回答，深度关切人的自由发展、人类解放和幸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在于“命运与共”，以实现“共同进步”“共同繁荣”作为核心价值目标。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人类共同利益为目标，以开放包容、命运与共的尊重态度来对待文明的多样性，以此超越文明“一元论”，破解普世价值关照下的资本主义文明走向灭亡的时代难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世界发展趋势的结果。只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主题和发展趋势有着准确的把握，才能够提出具有前瞻性思考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才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人类社会是在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共同体价值理念的指引下发展的。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更加需要准确深刻地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顺应时代潮流，从而能够提出具有引领力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综上所述，以文明逻辑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理路，展现了为超越西方现代性危机所实现的文明转型和文明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既蕴含着中华文明发展的特殊性，也遵循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从文明的特殊性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中华文明，“民为邦本”作为其价值内核，“天人合一”彰显其生态图景，“美美与共”彰显其文化情怀。从文明的普遍性规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都要发展生产力。不同的是两者的生产关系。中国式现代化以资本主义现代化为借鉴，调整生产关系，努力避免陷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怪圈。以此为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在吐故纳新和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而给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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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6.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荣氏家族与无锡民族工商业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编号20JZD037）和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马克思主义在苏南地区的传播（1919-1934）”（编号KYCX23-2421）的阶段性成果。

（张丽系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大禹系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