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是加快我国产业发展转型、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还存在顶层设计不到位、体系建设不健全、产品创新进度慢、发展不均衡等诸多问题。为此，我国应加强顶层设计，推进平台建设；完善服务体系，深化体制改革；降低融资成本，出台定制产品；缩小区域差距，拓宽服务范围。

关键词  数字普惠金融；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并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和本质要求之一。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呈现为一种集聚式的现代化范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为核心，强调整体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同时涵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代化，体现为我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迭代升级、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持续进步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的现代化进程。[2]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共同富裕本身即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由此可见，共同富裕已然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等重要战略目标下的“必答题”。[3]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促进共同富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4]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新兴技术的不断涌现及应用，我国现存的金融体系、金融服务活动必将随之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金融科技赋能普惠金融形成的数字普惠金融全面改变了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模式，从而大幅提升了金融服务的“精准性”与“适配性”，[5]在金融数字化变革的大势中不断融合、支持并践行共同富裕这一伟大目标。

一、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现状及成果

（一）数字普惠金融基础金融服务为中国式现代化赋能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基础金融服务现已实现地区和人群的广泛覆盖，全国众多银行网点和保险服务已覆盖绝大多数乡镇。在网点普及程度方面，浙商大泰隆－企研中国普惠金融数据库（TFID）的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初，全国农村金融机构营业网点81586个，全国乡镇一级的银行机构覆盖率超过98％，商业银行营业网点204104个，行政村的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超过99％；在覆盖项目和服务方面，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强化了对“三农”和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农村金融机构进行了合理分工和优化布局，从而提高整个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普惠程度；在服务覆盖方面，小额存取、支付结算、转账汇款等服务已基本覆盖所有行政村，并通过数字化渠道更有效地触达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大病保险已覆盖12.2亿城乡居民。随着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基础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金融机构的服务成本也随之降低，[6]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实现了稳步提高，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创造了优越的金融环境，[7]在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多个领域信贷为中国式现代化提速

在涉农信贷领域方面，全国各家商业银行以及保险机构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全力支持春耕夏收工作，其中，2023年一季度，全国涉农信贷余额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农户贷款余额1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3.1％，增幅创近年来新高；在小微贷款领域方面，2023年一季度，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64.5万亿元，其中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5.9万亿元，同比增长25.8％，近五年年均增速15.1％；在普惠金融领域贷款方面，2023年一季度，全国普惠小微贷款余额26.16万亿元，同比增长26％，农户生产经营贷款余额8.5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全国脱贫人口贷款余额1.09万亿元，同比增长13.8％；在绿色贷款领域方面，2023年一季度，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24.99万亿元，同比增长38.3％，其中，投向具有直接和间接碳减排效益项目的贷款分别为9.19万亿元和7.47万亿元，合计占绿色贷款的66.7％。在推进乡村振兴、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方面，2023年1月至4月，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这六大国有银行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7604.86亿元，较年初增加25.13％，增幅为近年同期最高。数字普惠金融在多个不同领域提供的信贷支持大幅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在涉农信贷、小微贷款、粮食与农村产业、乡村建设与绿色信贷等诸多领域均取得了显著成效，使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得以全面强化。

（三）普惠金融的数字化服务为中国式现代化增效

现阶段，现代信息技术如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不断涌现，国内众多银行及金融机构积极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拓展业务范围，降低服务成本，创新服务模式，极大地提升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服务能效。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数字化技术的运用，使得国内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的综合赋能能力得到全面提升，尤其是电子支付如移动支付的普及，使我国实现了基本金融服务在城乡区域的全覆盖。2023年一季度末，中国成人账户拥有率、银行业离柜交易率已超过90％，我国移动支付普及率和规模均居全球首位；与此同时，银行等金融机构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展智能风控，对近3000万小微企业提供现代先进技术支持，进一步促进了数字化支付、储蓄、信贷、保险等业务的迅速发展。在普惠金融领域贷款季度增量方面，2023年一季度末，人民币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35.19万亿元，同比增长23.6％，比各项贷款高11.8个百分点，2023年一季度增加3.06万亿元，同比多增1.09万亿元，季度增量创有统计以来新高。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结合场景、数据和金融创新等一系列数字化服务，逐渐补足了传统金融服务存在的一些短板，充分发挥出数字普惠金融“便利、成本低、速度快和覆盖广”的优势，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和服务成本，更有效地服务普惠金融主体，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增效。

二、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存在的问题

（一）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中国式现代化顶层设计不到位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表现出极高的关切和重视。一方面，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文件，明确了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蓝图和方向，旨在提高农村地区数据信息的质量，并通过建设和完善相关的金融数据平台，促使政府与金融机构实现更紧密的对接，从而推动政府涉农数据（如农村土地规模、农业产值、农产品加工等）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互通共享，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全面、精准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奠定了坚实基础。[8]但是大多数政策仅仅是在宏观层面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行了总体谋划，如2016年1月，国务院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首次从国家层面确立普惠金融发展的实施战略，却由于缺乏对税收优惠、贷款利率补贴等诸多可能存在问题的领域进行细化规划，没有对数字普惠金融进行系统性布局，导致我国众多金融机构在发展普惠金融的同时，缺乏一定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由于数字普惠金融中客户评估以及风险管理需要各个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和数据共享，而目前政府对于数据共享平台的建设和合作机制缺乏统一的规范政策文件，故而约束了数字普惠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二）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体系建设不健全

一方面，在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层面，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以商业银行为主、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发展的多元化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但由于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基于“二八”定律，主要精力放在20％大客户的服务上，而众多小额贷款公司及村镇银行等由于其自身资金实力不够雄厚、金融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导致金融普惠范围不广，而且普惠金融服务不够深入。[9]另一方面，在风险控制体系建设层面，由于普惠金融具有显性及隐性风险的特性，除了要面临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运营风险、利率风险、国家风险等传统性的风险之外，还要面临因为技术因素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风险、法律风险、技术风险、资金挪用风险、洗钱和套现风险等。另外，由于普惠金融主要服务于缺乏抵押物的弱势群体，做好风险控制的难度较大，信用体系的建设变得更为复杂，故而导致传统的防范风险手段基本上不足以实现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控制。

（三）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产品创新进度慢

尽管目前我国众多银行及相关金融机构专门设置了普惠金融部门，也推出了许多普惠金融产品，但是多数普惠金融产品的设计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在贷款金额、贷款期限、担保方式等方面设计呆板、同质性强、缺乏创新，尤其表现在利率方面普遍较高；现代金融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过于欠缺，不符合当下的金融发展需要。尽管我国金融机构已经加快了创新步伐，推出更为契合当代金融市场需要的金融产品，但没有充分考虑到金融市场资金运营的实际情况，创新的积极性远远不足。此外，普惠金融兼具盈利性与包容性的特点，这决定了其在创新过程中必须兼顾金融产品投资人的利益和社会的总体利益，如目前金融机构大多数普惠金融产品的融资成本都在15—20％左右，利率远高于银行贷款利率，对普惠金融产品的推广造成了不利影响。

（四）数字普惠金融在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发展不均衡

数字普惠金融的重点服务对象是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居民，即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一系列特殊群体以及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尽管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较为迅速，但是仍然表现出多方面不均衡的特征：[10]一是地区发展不均衡。如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等）和发达的城市（北京、上海等），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越高，而在最需要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偏远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较低。二是普惠金融供需不均衡。现阶段普惠金融不发达的地区大多偏向于提升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但是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提升不仅仅是从供给侧解决问题，也应从需求侧方面加以考虑。事实上，一味地扩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面可能还会造成金融资源的浪费、加剧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导致金融服务效率低下，难以从根源上有效拉动当地居民的金融需求，从而导致数字普惠金融真正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有限。三是服务覆盖率不均衡。目前，我国普惠金融服务较多面向小微企业和城市工薪阶层人群，对广大农村地区低收入的农民覆盖面较为有限。数字普惠金融在地区发展和服务覆盖率上的不均衡，阻碍了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也削弱了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果。

三、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对策

（一）加强顶层设计，推进平台建设

一是政府应当进一步引导并科学制定和精准实施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规划，尤其是在统筹规划、均衡布局、组织协调、政策扶持等方面要作出系统性的合理布局，从而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普惠金融体系，不断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使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实现有机统一。二是政府应当加快普惠金融相关法律体系建设，积极出台一系列普惠金融法律法规，规范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积极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信用体系，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建设，扩大现有信用体系的覆盖面。三是政府应当建立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共享平台，将最新的金融政策、行业动态、相关资讯等在平台上进行公示，并且有专门的人员来对政策进行解读，向消费者普及普惠金融的基本知识，帮助消费者群体有效规避风险。四是政府应当支持数据共享平台的建设，并建立协调机制，对不同地区的数据信息资源加以整合，实现有效的金融资源互补，对授信群体进行实时动态跟踪，在数据共享的基础上保证数字普惠金融向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二）完善服务体系，深化体制改革

一是国家应当加快现有商业性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积极引导以国有商业银行、国有保险公司为代表的大型金融机构持续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扩大其在普惠金融市场的渗透率和覆盖面以及实现可达性，从而提高普惠金融的服务水平和质量。二是国家应在现有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基础上，通过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提供政策支持等方式，引导各类民间资本进入普惠金融市场，并成立专门的普惠金融管理机构，以此加强直接服务普惠金融消费者的力度。三是进一步扩大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范围，提高普惠金融服务能力，全面扶持普惠金融的发展。四是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机构应当积极将大数据等金融科技运用到普惠金融业务的贷前、贷中、贷后各个环节中，提高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识别、分析及评估水平，完善风险控制模型，准确识别、预警、防控普惠金融风险，不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三）降低融资成本，出台定制产品

一是商业银行及相关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应当根据消费者金融需求多元化的特点，加大金融产品自主创新力度，结合金融科技，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同时，根据消费者不同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结合消费者自身的情况，在贷款金额、贷款期限、贷款利率、担保方式等方面进行合理设计，为其提供“量体裁衣”式的普惠金融服务。二是加强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担保方式创新，不能仅局限于不动产抵押担保，要积极尝试保险基金担保、互助联保、再保险担保等担保方式。三是设计普惠金融产品的贷款利率时，要以保本微利为主，以低成本、广覆盖、可获得、可持续的方式向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创新定制个性化的普惠金融产品，切实为普惠金融消费者提供既“普”又“惠”的金融服务，从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中国式现代化。

（四）缩小区域差距，拓宽服务范围

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应当加大对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打通普惠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第一，中央政府通过制定更具针对性的金融政策，不断引导这些地区普惠金融企业金融服务的快速发展。第二，中央政府应下拨财政专项资金，加强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通信网络、支付系统等，提高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性，发展好地方普惠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加大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帮助普惠金融企业在偏远地区和低收入人群中推出更具效益且针对性强的金融产品，拓宽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以更低的运营成本和更高的服务效率，为偏远地区和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加实惠和精准的金融服务，扩大农村居民对数字普惠金融的需求程度，进一步缩小在普惠金融服务可得性方面的区域差距。

参考文献：

[1]赵义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道路的现代性特征[J].中国社会科学,2023,(03):47-59+205.

[2]杨春辉,韩喜平.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溯源与独特优势[J].经济学家,2023(11):16-25.

[3]许奕锋.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学意蕴探究[J].特区实践与理论,2023(05):25-31.

[4]姜美善,梁泰源.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差异性与互补性[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3,38(05):57-74.

[5]洪喜琪.农村金融产品供给适配性的双轨规范路径[J].经济法论坛,2023,30(01):161-175.

[6]陈银娥,尹湘,金润楚.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时空异质性[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37(05):44-59.

[7]李牧辰,封思贤.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门槛与城乡收入差距[J].管理评论,2023,35(06):57-71.

[8]孟维福,李莎,刘婧涵等.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研究[J].经济问题,2023(03):102-111.

[9]夏杰长,李銮淏.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现实基础、约束条件和关键突破[J].河北学刊,2023,43(06):113-122.

[10]叶文辉,龚灵枝.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理论分析与展望[J].经济问题,2023(12):49-57.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模式创新与政策研究”（编号20BJY114）的阶段性成果。

（王佳昊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工程学院；葛和平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方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