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意识形态的核心功能在于阐释革命为何而来，又为何持续不断，是理解与认知革命新闻政治性的关键要素。目前，学界主要遵循文本解读的学术视角以及逻辑思辨的研究范式对此主题展开探究，尽管取得一定学术进展，但也存在缺憾。其或混淆于功能与载体的效用说明而难以深刻阐明革命新闻本质，或遮蔽于逻辑思辨的推测而难以阐明其作用机制。基于新闻学视域，革命新闻的本质为生成意识形态确证革命合法性与正当性，并强化与提升群众的革命认知。意识形态贯穿于革命新闻的有效、创造、传播等全部功能之中，不断强化革命新闻的人际传播，建构完善的革命认知图式。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革命新闻；意识形态；功能

中国共产党革命新闻（以下简称革命新闻）作为传播媒介，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拟通过探究革命新闻的意识形态概念而深入其功能结构：即革命新闻的最终目标在于生成相应的革命意识形态，而革命意识形态的功能结果在于凝聚与动员。由革命新闻到革命意识形态，是以“塑造革命群众”方式实现了革命新闻与革命意识形态的深度适配。革命意识形态功能也由此成为革命新闻实现凝聚与动员效应的关键要素。

一、革命新闻意识形态的概念界定

一直以来，学者们界定新闻意识形态概念都是基于意识形态“政治性”，这种定义暗含整体主义的价值判断。20世纪80年代，托伊恩·范·迪克重点建构并完成学术论证，主张意识形态是群众积极自我形象的价值观定位。这种价值观定位从性质上是积极的，从结构上是向外的。据此，新闻意识形态则是典型的新闻行为及其内在的新闻自由、客观、公正等价值观，以及与国家、读者、消息来源、新闻行为者的关系构成。[1]遵循此互动性解释路径，政治性一直凸显着意识形态研究。意识形态甚至被简单化、符号化为新闻表达，甚至成为与革命新闻等同的政治符号。

将新闻与意识形态相勾连，却无法解释究竟是新闻内容还是其内在意识形态发挥了凝聚与动员效用，需要对其进行深入探究。这关涉到如何定义新闻意识形态，以及由什么主体进行定义有关。侯竹青指出革命意识形态时常与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2]

无论是革命新闻内容本身，或是随之产生的革命意识形态，透过其功能指向，革命新闻作为革命动员媒介影响着群众的革命认知。有鉴于此，本文将对新闻意识形态进行本质性定义，并将新闻与意识形态作为了解革命凝聚与动员的措施与过程。因此，尽管新闻意识形态在各类著作中生成多样化定义与说明，但是均源自托伊恩·范·迪克的基本提法。虽然至今尚未生成精准性、一致性的概念表述，基于新闻与意识形态的紧密逻辑关联，可以将其释证如下：新闻意识形态是通过新闻内容的载体效应，将革命主体的革命动机借由系统革命话语体系进行意识形态化表达的政治观体系。具体而言，革命新闻意识形态的生成是革命认知建构过程。要实现这个过程，需要革命新闻意识形态的载体推动以及二者不同程度的融汇。以此作为基点，深刻探究新闻意识形态的概念生成及其意义。

所谓新闻意识形态，是由“新闻”与“意识形态”所勾连，自我阐明的概念组合，语义逻辑上由数个紧密关联而又相互支撑的意义生成：其一，意识形态动机。意识形态生成先于新闻内容。即意识形态生成先于新闻内容而存在，为新闻内容提供基本规训，是新闻内容生产的根本动机。其二，意识形态目标。革命新闻内容是传播革命意识形态的主要路径，其他路径与其存在相辅相成关系。其三，意识形态标准。新闻意识形态是塑造革命认知的主要载体，不论主动与被动、观望或参与，群众革命认知与意识形态表达一致是生产革命新闻的内容标准。以上三点确证，革命新闻意识形态是基于革命认知与实践启动的，而革命认知则是意识形态的生成标准。深刻把握这个要点，要阐明意识形态、革命意识形态、新闻意识形态以及革命新闻意识形态等范畴。

第一，意识形态。政治学家在社会——科学意义上定义意识形态。美国政治学家约翰·吉尔林（John Gerring）提出，自从20世纪60年代Campbell、McClosky(1960年)等人提出意识形态观点以来，关于其概念定义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原因在于概念分辨率缺乏、数据不可通约性以及变量操作方法。[3]他主张意识形态是一个群体在社会中处于特殊战略地位的标志，而意识形态分为两种，一种是“内部群体”,其意识形态使统治关系合法化；另一种是“外部群体”,其意识形态是对排外或歧视性社会等级制度的抗议。[4]内部意识形态基于“国家权力来源于权利让渡”的逻辑推演而生成，重在运用一般化的理论抽象遮盖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一个革命的、先进的意识形态是积极的、进步的意识形态。而外部意识形态则更侧重于意识形态满足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需求。在这一过程中，外部意识形态的“问题化”与“提高意识”概念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构成了导致社会进步的基石。通过这一机制，社会主体可以掌握自身存在。[5]吉尔林认为，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意识形态，其规则、规律和原则都来自其所嵌入的语言规范，要遵循语言行为来评价这些意识形态的价值意图。他还同意意识形态存在于并通过国家与政党官方宣传的语言实践发挥规训效力，这也是“剑桥学派”历史学家的一般方法。[6]意识形态的自我阐释力，首要在内外部差异中探究到意识形态实现革命认知一致的证明。

第二，革命意识形态。社会变革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政治学家认为，社会的生命力在于意识形态自我调整的理论表述，即在革命更新中实现进步。唐特(Raymond Tanter)认为：“群众和精英之间的隔阂越深，群众活动对革命形式的影响就越大。”他同时主张：“大众社会理论阐述了精英和大众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对于政府精英来说，应该保护其履行明智决策的适当职能，不受大众追求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经常以暴力形式表现出来。”[7]但是，社会群众在积极寻求社会变革之时，不会陷入漫无目的状态。与此相对，意识形态的革命性将推动他们积极调适与政治精英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利于发挥先进意识形态的社会变革功能。

第三，新闻意识形态。新闻意识形态不属于绝对“镜像世界”，也难以纯粹客观中立，而主要用以建构世界现象。主要表现为新闻意识形态遵循自身价值理念，依靠新闻引导力阐释世界，建构世界秩序。新闻内容要引导革命、认知革命以及实践革命，均要以其意识形态引导力为核心。“资本主义关系是拜物教的，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个显然比人更真实、更强大的世界；它们具有意识形态引导力，因为它们产生了一系列虚幻的形象和规则，工人和资本家通过这些形象和规则来体验和复制它们。”[8]为何新闻意识形态可以有效凝聚关注度？这是因为意识形态概念借由权力控制与规范认同呈现核心指向。所谓权力控制，是指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隐性权力关系，一种内在权力影响力，其具有强制性以及工具性等叠加影响效应。所谓规范认同，是指意识形态作为认同价值具有指引认同导向，将分散化社会个体凝聚为政治共同体，并确定其政治边界、规范其政治秩序的功能。权力控制以及规范认同是新闻意识形态作用于群众，促使其与革命意识形态发生同构性的基本路径。为何说新闻意识形态有效引导关注度？这是因为在生成以及建构新闻意识形态过程中，革命意识形态逐渐固定为相对稳定的革命认知。

第四，革命新闻意识形态。革命新闻意识形态可以深刻阐明革命蕴涵，并以此组织与规范群众革命认知。革命新闻意识形态具有三个主要效应。

其一，示范效应。革命新闻意识形态是一种主观认知结构，“公众倾向于寻找带有鲜明观点的证据，这些证据强化了他们或与他们有相同意识形态倾向的人已经持有的立场”，[9]常被用来指代那些被认为具有特定意识形态含义以及具有指向性特质，有利于进行自我认证与行为示范，指导行为实践。

其二，建构效应。革命新闻意识形态利于建构社会舆论导向。“建构动机发挥一种可能机制的作用。通过这种机制，政治意识形态与内容紧密相关联。”[10]

其三，文化自信效应。革命新闻意识形态决定文化自信程度，因为文化自信内蕴丰富的意识形态因子，可以有效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以及保障意识形态功能发挥。当革命新闻形成稳定的意识形态内容，此内容渗透至社会群众认知结构中，并在革命化情境中，影响群众的革命认知思维，厘定文化自信路径。

革命新闻意识形态一旦建构，对革命认知会发生关键性影响。群众将遵循革命新闻意识形态为范式，去感知、认识以及评价革命行为，包括参与革命实践与投身革命实践。

二、革命新闻与意识形态的同构性

革命新闻意识形态，在政治学的一般意义及其主要研究方向上，是探究革命新闻意识形态在革命实践中的能动反应。譬如，革命形象的自我定位、革命实践的自我体验、革命精神的自我评估等。革命新闻的一切外向表述皆是实现革命意识形态人际传播，即向群众确证其对革命以及革命意义的情感生成和理性认知是正当的。这是为意识形态的革命性本体所蕴含。

革命新闻功能决不限于一般性新闻知识的输出与传播，还在于生成革命意识形态以规训群众的革命认知与实践，包括其对革命意义的阐释，一样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政治学体系中的“革命”“新闻”“意识形态”，都是与变革、理性、政党紧密勾连的概念与范畴，更是与作为政治主张与立场表达的“意识形态”紧密关联的。它或是政治判断，抑或是革命认知的同型阐释。需要格外注意的是，革命新闻意识形态的核心功能在于实现革命认知的群体化与个体化的一致性。革命新闻生成革命意识形态。革命新闻意识形态是纯政治化的，由不同革命事件的意识形态内容所集体表达。这可以是对革命敌人的批判，或者对革命者的赞扬，抑或是对革命行为的意识形态阐释。据此，革命新闻与意识形态的逻辑关联变得明晰。革命新闻的意识形态阐释本质，可在意识形态的革命性生成与传播中得以充分阐明与确证。

第一，存在于革命中的意识形态。从革命功能本体意义的源始出发，革命新闻与意识形态具有天然紧密的逻辑关联。何谓革命新闻的意识形态本体论意义？阿尔都塞基于结构主义视角进行诠释：意识形态是一个无意识的问题，即使是统治阶级也无法逃避。但是随着《列宁与哲学及其他论文》的出版，他彻底改变了对意识形态的立场。虽然他仍然认为意识形态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也开始认为意识形态是在实际行动和行为中实现的。通过追问的概念，阿尔都塞暗示个人没有内在的意义。没有个人，只有主体，当他们被意识形态欢呼或质问时，他们就出现了。相反，主体只存在于他或她在一个以社会结构为参照的特定方式。因此，这个主题是由社会力量引导的，或者说“总是已经被追问过的”。这种为主体欢呼的行为受到阿尔都塞所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影响。[11]由此，革命意识形态以新闻、文字、信息以至符号系统等作为方式与手段，浸入社会个体的认知结构与行为过程，尤其是有意识的革命实践。革命意识形态无处不在，因此具有普遍存在的本体意义。也可以说，革命意识形态是革命新闻的最本质诠释。也就是说，革命新闻本身也正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化过程。

实际上，这是阿尔都塞对革命新闻意识形态性本意的揭示，深刻而又精准。意识形态作为革命新闻存在与表达的核心内容，其行为规训与意义表达，无一不是指向建构积极革命认知。革命新闻意识形态无处不在与无时不显的革命性，是意识形态存在于革命的基本方式。革命性是革命新闻存在的意识形式，是革命认知与意义建构的本源起点，唯有把意识形态转化为革命新闻的内容本质及其表现方式，转化为革命认知表达与革命实践参与，革命性才有了切实可靠的内容依据。

第二，革命新闻释证革命实践。对于新闻与实践的关系，从本体论上可以将新闻与实践等同，即将新闻视作特殊的实践信息。而这种实践信息是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实践产物，表现为社会个体参与公共生活的实践方式。当然，关涉于革命新闻与革命实践，二者具有显著差异，是革命新闻的信息生成与活动聚集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革命实践先于革命新闻，有了对革命实践的总结概括与报道，才有对革命新闻的意识形态提升。显然，在革命新闻中传播革命实践，在革命实践中验证革命新闻，二者具有紧密逻辑关联。但对于其功能而言，革命实践是革命新闻的基础，先有实践，才可能生成革命新闻。这在于政党新闻宣传话语的生成必然受到社会实践等因素的影响制约，并与社会实践保持相协调的节奏。[12]尤其处于革命情境中，革命新闻与革命实践在意识形态生成与传播上而言，几乎等同于一件事情。革命新闻基于意识形态而生产，而革命实践则是意识形态的实际运用。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彼此互为前提，双向互动。革命新闻以意识形态规训革命实践，而革命实践则以意识形态践行革命新闻。二者具有一致性目标，即期望实现意识形态与实践的同构性互证。

第三，革命新闻功能的意识形态本质。从意识形态意义上阐述革命新闻，是认识论的建构。革命新闻具有多样化功能，主要有三：叙事、表达与规训。

其一，叙事功能。革命新闻强调新闻叙事的意识形态功能，主张革命要素与新闻叙事中的符号系统进行组合构成叙事信息，其他信息单元构成被叙信息。在两种类型信息的行为互动中生成新闻叙述行为以及意识形态。“新闻叙事将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也可能与未来联系起来。新闻叙述有三个重要方面：中心叙述(故事)、故事角度(讲述故事的角度)和故事框架(将故事嵌入既定的解释框架)。”[13]这种多形式的叙事注重激发革命意识形态的生成。作为意识形态的阐释，它叙述革命主体对革命内容的认知。革命新闻叙事的目的在于激发他者对于革命认知的反应。先在的革命期望，是革命新闻的阐释得到认可，得到群众与革命期望相一致的反应。革命新闻的叙事，是实现意识形态一致的阐释。

其二，表达功能。革命新闻经由革命意识形态传播有效激活群众表达，引导群众关注重大革命政策与政治问题，并成为正在进行的“国家对话”的一部分。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新闻集中表达，可以有效说明革命境况，因为革命新闻表达属于一种理性逻辑活动，其重在从革命未知到革命已知的推介。当然，不同于简单的信息表述，革命新闻表达属于革命信息的更高级别、更为纯粹的理性活动，是从属于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活动。革命领袖对既定的革命事件、革命行为进行分析、解读革命文本、建构革命意义的精微之处等，都是更高级的信息表达活动，抑或是革命意识形态表达活动。何为革命性的表达？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文中做了精彩注解，提出“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并且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14]

其三，规训功能。革命新闻意识形态的规训功能是产生革命理解与认同的特殊形式。其包括革命术语转化，更为注重革命意义的认知理解。革命领袖将陌生的、外部引入的革命术语带入革命新闻的话语理性中，尝试推介与传播它们，因此规训不是单纯培养革命同行者的刻板性事情，不是照本宣科就可以实现的。对此，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指出：“媒介将新的身份和新的渴望带给我们，这些新身份和新渴望确定了我们应该喜欢成为什么，以及我们应该喜欢看起来是什么。”[15]其结果是：一方面，进行革命认知反思，以确证其革命规训的准确性，并完成革命意识形态知识之积累，修正革命图式；另一方面，引导群众，充分发挥革命意识形态的推介效应，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与应用。在政治学视域中，革命新闻意识形态的规训功能是一个革命主体与群众实现革命认知一致性的互动过程。

基于功能效应展开释证，革命新闻生成革命意识形态。毛泽东同志深谙此道。他从更宏大的革命范式新闻观论起，强调“我们的报纸必须是群众性的，这是我们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原则区别”。[16]这基本承袭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新闻观的“群众性”论，完全可以把它视为革命新闻与革命意识形态同构性的确证。

三、革命新闻的意识形态功能

革命新闻具有革命意识形态蕴涵。这个基本命题，对革命新闻及其意识形态的建构具有重大意义，能够解决革命新闻意识形态研究的本原性问题。

第一，革命意识形态何以有效。此处有效意指革命意识形态的革命效能显现。根据具象化的革命现象分析，在丰富的革命新闻内容中，一篇又一篇具有革命意识形态效能的报道绵延不绝。由此造成的理论追问是，革命新闻内容中革命意识形态的生成，对某个社会群体，抑或是某种革命经典文本，形成了一种或几种较为稳定的意识形态解读。有的意识形态解读被认为与革命经典理论紧密关联、承袭发展，进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体系，成为革命理论的经典论述。如此经典论述，对所谓理论建构以及知识创造而言，已然足够。为什么还要持续不断地生产革命新闻，向群众源源不断地输送具有强烈革命性的意识形态阐释？普遍性的答案在于“不断革命”，或者说追求甚至寻求革命认知。上述答案有其适用性，但基于新闻意识形态学视域考察，则较为浅显，距离深刻阐释问题的本源与真相尚存距离。实则可以进一步探究，革命新闻为什么注重“不断革命”？革命新闻内容都在强化革命、生产革命意识形态，为何又要源源不断？政治学的相关回应是：生成革命意识形态是革命新闻的根本目标，因此革命新闻则成为永无休止的状态。持续地揭示与阐明革命意识形态的本源与效用，由此确证革命正当性、形塑革命认知。

何为“生成”，政治动力学的界定是革命意识形态在革命新闻的推介与传播中形成与发展了凝聚与动员能力，是内在于革命新闻的隐性规训与认知导向，是意图建构一致化革命认知的推动力量。革命意识形态生成是实现不同革命认知达成一致性的恒定源泉。革命意识形态生成是自发的，是解决“革命是什么”，即群众是否认同革命的政治追求。由此，革命意识形态才能成为群众显性革命实践与隐性革命心理认知的核心动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革命意识形态的凝聚与动员源于非理性认知，更并非说革命意识形态的生成过程是非理性的。与之相对，革命新闻的意识形态生成是高度理性行为，是由革命理性指导与规训的革命政治实践，因为革命认知是需要实现人际传播并在传播中得到人际互证的。并由此得到自身的传播满足。如未达成满足，则尽管革命道理非常深刻，却未能得到群众的接受。这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人际传播未得到有效满足的表现。

面对以上表现，革命新闻是否会中止革命意识形态的生成与传播？确定无疑，革命新闻将会以更为强烈的意识形态生成实践，反复地强化并持续实现人际传播。核心原因在于：革命新闻意识形态需要得到群众认可。意识形态生成后，不能得到与革命主体期望一致的舆论反应，也就是意识形态社会传播得到社会满足。这会导致革命认知失调与革命传播焦虑生长，将会产生持续的强烈意识形态传播冲动与作为。认可动机是革命新闻意识形态生成得以持续不断的内在动力源。革命新闻作为革命意识形态呈现政党崇高目标追求的普遍与持续行为，其内在动力同样源于认可动机。革命新闻持续进行革命意识形态生产与传播，直至实现认知一致性的认可满足。翻检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新闻，所有报刊在革命认知问题上，譬如，革命的本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起源以及革命实践的本质等。关涉革命实践建构的各种革命理论经过不同报刊的生成与扩张，使得革命意识形态得以强化与持续。阐明“革命是什么”，本质不是认识论问题，而是政治社会学问题。革命为何而生，革命为何持续，本源在于社会的革命心理认知，在于革命新闻的意识形态生成。此为根本，余皆属流。

第二，革命意识形态何以创造。革命主体不断生产革命新闻，使革命意识形态的生成与传播成为可能。新民主主义革命确证革命意识形态的创造是与众不同、超越传统而又引领社会舆论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创造，是由少数革命领袖发起，团队成员配合，多数人逐渐接受，党内舆论渐变成为社会主流思潮的过程。同时，在此过程中，革命新闻支撑意识形态自我，革命真理在与社会成见斗争中成功实现传播与接受。如果革命意识形态一旦遭到群众的误解与反对，就会强化传播可能性，更专注于创造与更新。意识形态传播动力，使先进的革命理论由政党的晦涩说教进化为社会认知，并转化为物质力量，影响与改造传统社会秩序。革命意识形态的持续发力，使得革命新闻以独特风格自立于社会舆论中，引领社会思潮。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瞿秋白、张闻天等革命领袖撰写的革命新闻，坚持阐明革命主张、确证革命洞见。

而传统社会意识对革命新闻意识形态创造与扩张的阻力强弱取决于社会认知“集体效能”呈现程度。所谓“集体效能”概念，深刻阐明了群众对革命意识形态的传播影响。班杜拉定义集体效能：“团体成员在某一情景中，对于自己的团队结合在一起取得特定水平成绩的能力的共同信念。”[17]毫无疑问，从意识上引导群众的革命领袖，其生产的革命新闻与意识形态都需要在社会中得到认可。有思考力的革命领袖，因为集体效能的内在驱动，会自动与非自动地隐藏自身对革命新闻的差异感受与认知，以此实现与群众革命认知的高度一致性。

第三，革命意识形态何以传播。革命新闻刺激与扩张的意识形态过程，是革命主体推介革命认知的过程。其传播路线是：革命新闻外化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寻求群众认同，革命新闻与意识形态融汇，共同建构革命群众。此类流行形式，就是革命意识形态传播，革命意识形态传播再次强化群众已经建立起来的革命认知。革命新闻与革命意识形态传播同样是强化革命认知，而且是更根本、更深刻的革命传播。

面向未来的传播是革命新闻意识形态传播的最终目标。当革命意识形态的确证性达到相应程度，革命主体就会以此作为基点，预测革命意识形态的发展未来，从革命理念上塑造未来革命目标，指导未来革命实践行为。革命主体注重革命意识形态未来传播的建构，表征着革命主体遵循其革命意愿强化革命认知，使得他者成为期望的革命参与者。革命新闻的意识形态表达与革命意识形态的新闻化，在新闻载体传播中相互观照，无限趋近于理想革命主体。同时，革命新闻所表征并传播的革命意识形态，本质是超越的过程。这种超越，不仅决定着当下新闻意识形态的革命性，而且努力实现革命主体与革命参与者的认知提升，为二者理解共产主义革命的世界意义提供基本遵循。

参考文献：

［1］Karin Wahl-Jorgensen,Thomas Hani-tzsch,Edited,The Handbookof Journalism Studies,Routledge,New York,2009:192-194.

［2］侯竹青.“人民”概念与中共革命意识形态的建构（1921—1949）[J].湖北社会科学,2022(1):102-113.

［3］JohnGerring,Ideology: A Definiti-onal Analysis,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December1997:959-960.

［4］JohnGerring,Ideology: A Definiti-onal Analysis,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December1997:971-972.

［5］Marisela Montenegro,Ideology and Community Social Psychology: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Vol.30,No.4,August 2002:512-514.

［6］JohnGerring,Ideology: A Definiti-onal Analysis,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December1997:968-969.

［7］Raymond Tanter,A theory of Revolu-tion,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XI,No.3,1967:277-279.

［8］John Maguire,Marxon Ideology,Power and Force,Theory and Decision,1976:323-324.

［9］Dan M. Kahan,Ideology,Ideology,Moti-vated Reasoning, and Cognitive Reflflec-tion,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VOL.8,NO.4,July 2013:407-408.

［10］Amanda K.Sherman,MotivationalOrientation Explains the Link between Political Ideology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Ecopsychology,July 2016:1-2.

［11］Michel Lee,Louis Althusser on Interpellation, and th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Not Even Past: Blog,2015:1-4.

［12］倪延年.“不忘初心”和“与时俱进”的辩证统一——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话语体系的演变及启迪［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03):68-75.

［13］Abit Hoxha and Thomas Hanitzsch,How conflict News Comes into Being: Recon-structing ‘Reality’through TellingStories,Media,War & Conflict,2018,Vol.11(1):50.

［14］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11.

［15］Mills,C W.The Power Elit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314.

［16］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1921－1949）[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138.

［17］Bandura A.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86:391.

（作者系人民出版社副编审、博士）

【责任编辑：张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