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潘序伦的博士论文《美国对华贸易史（1784—1923）》是近代中国最早研究中美贸易问题的学术专著。潘序伦的中美贸易史研究，缘于其改观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处境、促进中国外贸发展的现实性旨趣，其采用经济史的研究理路与方法，呈现出问题意识突出与现实旨趣浓郁、注重历史叙事与实证研究、广泛援用原始资料与权威成果等基本研究特点。潘序伦研究中美贸易史的博士论文，在近代中外贸易史、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中都具有重要开创性价值。

关键词  中美贸易史；学术渊源；研究特点；潘序伦

潘序伦（1893—1985），江苏宜兴人，中国近现代著名会计学家、经济学家，1921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并获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上海商科大学教务主任兼会计系主任、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等职。潘序伦于1927年在沪开办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创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及各类会计学校，出版、编著《立信会计季刊》《立信会计丛书》，对我国现代会计人才、会计事业的培育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有“中国现代会计之父”之誉。目前，有关潘序伦的研究，皆集中于其会计事业、会计教育方面，对其留美时期学术研究的关注尚有不足。本文以潘序伦英文博士论文《美国对华贸易史（1784—1923）》为中心，具体挖掘其中美贸易史研究的基本缘起、学术渊源、研究特点与价值，以揭示其中美贸易问题研究的基本面相。

一、潘序伦的留美历程与研究缘起

1919年，潘序伦经浦东中学校长黄炎培、圣约翰大学教师朱友渔等人推荐，以旁听生资格进入圣约翰大学，并在1921年毕业考试中以“各科成绩均为全班之冠”的优异成绩获圣约翰大学文学士学位。

1921年夏，潘序伦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看到《申报》《新闻报》刊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资助学生留学英美的招考公告，于是向圣约翰大学提出了推荐申请。征得同意后，他以在上海考区圣约翰大学保送的4名学生中名列榜首的成绩考入哈佛大学。在专业课程选择上，潘序伦认为再读文科“难以学到一技之长，选读法科或师范专业，又不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报送所期待的”，经再三考虑后他选择进入哈佛工商管理学院攻读商科。[1]在具体学科方向上，潘序伦选定会计是因其“认定我国日后对于会计人才的需要定会逐年增加”。[2]潘序伦学习了初级会计学、高级会计学、成本会计、银行会计、政府会计、会计制度设计等一系列课程。工商管理学院的这些会计课程及会计系主任科尔教授的会计学教学使潘序伦受益匪浅，奠定了其一生的会计学基础。1923年，潘序伦获得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潘序伦在哈佛学习期间“就预定要在毕业后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3]在学习会计之余，他还选学经济学、商品学、销售学与市场预测等课程，这为其后来博士阶段学业及博士学位论文的完成提供了专业知识储备。1923年，潘序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以中美贸易作为研究选题，是因潘序伦想要全面讨论过去150年间美国对华贸易之发端、扩张、衰颓和复苏等阶段中的经济力量，以解构中美贸易未来发展趋势并提出建设性意见。[4]最终其导师塞利格曼教授盛赞其博士论文“广征博引，写的不错”，[5]在论文答辩中，其论文赢得评委一致认可。潘序伦的博士论文《美国对华贸易史（1784—1923）》于1924年由纽约中国商贸局正式出版，潘序伦顺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二、潘序伦的学术渊源及主要研究内容

20世纪初，古典学派、制度学派、边际学派、数理学派等各经济学流派在美国已成分化、并峙之势。[6]然而，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取宽大主义，学说言论，即一校教授中，并不一致”，[7]制度学派代表米契尔、边际效用学派大师克拉克、财政学大师塞利格曼等皆能任职其中而无所妨碍。潘序伦的导师正是塞利格曼教授，后者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及其经济学研究理路，对潘序伦博士论文的选题与创作起到了直接影响。

第一，塞利格曼对中国文明评价颇高并抱有浓厚兴趣，认为中国文明是最古老、最伟大的文明之一，在许多方面都优于西方文明。但他也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着“恢复活力、焕发青春”的巨大问题，[8]有必要在对缩小与西方的差距、谋求中国发展进步上进行研究。他指导自己的中国学生对中美贸易进行具体研究，分析中国滞后西方的现实经济根源并尝试做出解答，这正与其对中国的兴趣与关注点颇为符合。而潘序伦在博士论文的开篇，“提出有助于增加太平洋两岸两个大国间的贸易、增强共同利益的建设性意见”，与其导师的关注点正相吻合。

第二，潘序伦博士论文的研究理路，直接受塞利格曼历史学派经济史研究理路的影响。后者曾于1879年留学德国，跟随德国历史学派大师瓦格纳、施穆勒等人在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攻读经济学。历史学派以文献数据资料搜集为基础，注重历史统计法、历史归纳法的做法，[9]对塞利格曼影响颇深，使后者的经济学、财政学研究也多采历史法。[10]其代表作《经济学原理》《历史之经济学解释》等都极具历史感并注重历史发展的阶段性，[11]而且他还“素来讲求翔实的史料考证和思想源流的分析”。[12]受塞利格曼的影响，潘序伦的博士论文以中美两国历年海关贸易统计报告、贸易报表等原始文献资料为基础，从历史视角考察1784—1922年间中美贸易发展演变情况，阐释美国对华投资、贸易政策历史演变过程。历史学派注重历史阶段性发展的经济史研究理路，架构起潘序伦博士论文的主体框架，而历史文献资料归纳、统计等也成为其基本研究方法。

第三，潘序伦的《美国对华贸易史（1784—1923）》共四篇。第一篇为“美国对华贸易史概述”，详细考察了中美贸易在“非正式性（非条约）交往期（1784—1844）”“暂时扩张和持续下降期（1845—1894）”“局势纷乱和激烈竞争期（1895—1913）”“快速扩张期（1914—1922）”等各时期的贸易总体特点、贸易数额及其比重（就两国各自外贸总额而言）、贸易构成、贸易演变趋势及其原因。第二、三篇分别为“中国输美商品举要”“美国输华商品举要”，逐一考察了茶叶、丝绸、棉织品、矿物油、烟草、木材、机器设备等十余种中美两国间主要进出口货物各时期的贸易缘起、贸易数额及其在两国各自进出口总额中比重变化情况、贸易波动情况及其原因、未来贸易前景等诸多内容。第四篇为“美国对华商业政策及其在华利益”，列举了中美正式贸易交往以来，美方在“最惠国待遇”政策下各时期的美国对华商业政策及投资情况，并对其失败原因进行了具体分析。

三、潘序伦的基本研究特点

对《美国对华贸易史（1784—1923）》进行文本分析并结合近代中外贸易的时代特点及潘序伦的师承关系，可知其中美贸易史研究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第一，问题意识突出，现实旨趣浓郁。潘序伦试图以中美贸易发展史为依据，勾勒两国贸易未来发展趋势，以最终为两国贸易的改善提出建设性意见。此种现实性问题意识寄托了其改观中美贸易现状的经世爱国情怀，这体现在其对美国对华商业政策、近代中美贸易史等主要内容的详细梳理中。潘序伦对近代以来美国对华商业政策进行了分析与批评，他将近代美国对华商业政策概括为“最惠国条约政策”，并郑重指出该政策是赞同列强的暴力掠夺以确保美国在华同等商业权利。对美国确保与其他竞争对手相同的商业、税收特权这一商业政策目的，潘序伦站在中国国家利益层面上，直接指出这一目的完全可通过倡导全面废除中国现有治外法权来达到，以使各国贸易、征税皆以中国法律条文为基础。在对中美贸易具体史实的爬梳中，潘序伦为国辩护的爱国情怀亦颇为明显。如1905年后，他深刻分析美国对华出口衰退的原因，认为美方限制、歧视华人政策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无疑是对美国排华法案的直接批评。他对美国对华商贸政策予以的批判以及号召美方废弃在华商贸特权的言辞，都明显体现出潘序伦改观中美贸易现状、促进中国外贸发展的浓厚现实性旨趣。

第二，注重历史叙事与实证研究，学术理路清晰。潘序伦对中美贸易历史时期、主要贸易商品以及美国对华商贸政策的梳理，皆以历史为脉进行叙事，而以文献资料为基础的统计与实证研究则为这一叙事路径提供了可靠支撑。其以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等重大事件为节点，将中美贸易史划分为非正式交往、暂时扩张和持续下降、局势纷乱和激烈竞争、快速扩张四个时期，具体地刻画出中美贸易详细发展过程。对主要贸易品的分析，潘序伦从“贸易起源—贸易发展与扩张—贸易竞争与衰退—未来贸易前景”的历史逻辑出发，对茶、丝、棉、烟草、植物油等重要货物的贸易情况进行具体追踪，力求揭示各类货物贸易完整过程。对近代美国对华商贸政策的考察，潘序伦以《望厦条约》《天津条约》《中美续修条约》《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九国公约》等条约先后顺序为叙事架构，揭示近代美国对华商贸是为寻求与列强相等特权的“最惠国待遇”“门户开放”政策。而基于众多文献资料编制的数十个各类统计表格，更在数据资料上使上述历史叙事显得丰满确凿。《美国对华贸易史（1784—1923）》涉及近代各时期美国对华进出口总额与差额及增幅衰减情况、对华贸易品进出口分类构成与数额变化情况、对华各主要进出口商品贸易额及其占中美各自贸易总额比重变化情况等各类表格共计80余个。这些统计表格以实证研究的方式，使近代中美贸易的具体发展情况得到最直观、有效的再现。潘序伦对实证研究的青睐与对经济史研究理路的注重，反映出其浓厚的历史学派经济学研究痕迹，学术理路尤为清晰。

第三，参考文献采摭宏富，注重对原始资料与权威成果的搜集、使用。潘序伦所用资料极为丰富，囊括了中美两国各期（年）海关报告、中美各官方与民间贸易统计报告、美国历次关税法案、近代中美条约、日记、报刊、专著、学位论文、工具书、年鉴等十余类参考文献。其中最具特点的还是对中美贸易相关原始资料的搜集与使用，如《山茂召日记》《美国驻广州领事馆领事报告》《美国驻沪领事报告》《香港贸易与航运报告》等一系列日记、报告等皆被广泛收录与使用，这些文献至今仍是研究近代中美贸易及双边关系的重要原始资料。此外，美国历史学家泰勒·丹涅特的《美国人在东亚》、美国贸易研究权威弗兰克·陶西格的《美国关税史》、美国汉学家威罗俾的《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等研究外国在华利益、美国关税的代表性著作，其重要观点或内容也被潘序伦积极援用。如对美国对华商贸政策，潘序伦援引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中的“美国政策的主轴并非博爱、仁慈而是要求最惠国待遇”基本观点，指出近代美国对华商贸政策实质上就是“最惠国条约”政策；援引弗兰克·陶西格《美国关税史》中美国进口关税从内战前的自由贸易到内战后关税壁垒的原则性变化，以论证“在如此严苛的关税限制下，来自中国的进口在一定程度上被压制就不奇怪了”。[13]

四、余论

《美国对华贸易史（1784—1923）》作为近代中国学人在西方学术场域中撰写的唯一一部中美贸易问题专著，颇具开创性价值，一经出版后就受到美国经济学界的积极评介。塞利格曼与美国经济学家、金融学家精琪对其研究选题与内容、总体学术价值予以了高度评价。塞利格曼对《美国对华贸易史（1784—1923）》的研究内容尤为关注，认为潘序伦已对中美贸易兴起与发展进行了详尽、精确的描述，并指出该论文最有价值的贡献在于“对中国出口美国、及从美国进口的每一种重要货物的详细描述”。精琪则充分肯定该论文总体学术价值，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能与潘序伦先生在这本书中本着精准的、学术性的和友好合作的精神而进行的中美双边研究相媲美”。[14]上述评价足以彰显潘序伦中美贸易史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1][4][5][8][13][14]潘序伦.美国对华贸易史（1784-1923）[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13.

[2][3]潘序伦.潘序伦回忆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

[6][10]金天锡.美国现代经济思潮[J].经济学季刊,1934(3).

[7]唐庆增.唐庆增经济论文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9]姚开建.经济学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1][美]本·塞利格曼.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

[12]邹进文.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近代留美博士对中国重要经济问题的研究”（编号19CZS04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方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