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孙冶方是探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引领者，也是我国统计改革的先导。孙冶方对我国社会主义统计建设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并推动实施。学习孙冶方统计思想，就是要深刻体悟孙冶方统计思想精髓，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搞好统计调查研究，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关键词  孙冶方；统计思想；监督；调查研究

孙冶方，原名薛萼果，1908年10月24日生于江苏无锡县玉祁镇。孙冶方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1949年后先后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工业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院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深入探讨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表了一批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有影响、有深度、有实践价值的理论文章。孙冶方十分重视我国的统计建设，其关于统计工作要保持独立性、完善统计法规、发挥统计监督作用等方面的论述在当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一、孙冶方的统计情缘

（一）初遇统计

1952年8月，国家统计局成立，为方便经济研究工作的开展，孙冶方从华东工业部副部长调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分管综合平衡、劳动工资和农村统计工作，一直持续到1961年7月。1956年，孙冶方率中国统计代表团访问苏联，向苏联统计专家请教，详细了解计划经济之初如何开展统计工作，整理的考察笔记达上百页。1956年，孙冶方发表了引起经济学界轰动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提出了计划经济必须建立价值规律的观点。

（二）再遇统计

1957年12月，孙冶方与薛暮桥（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邀请时任苏联中央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司索包里司长来华讲学。1958年，在薛暮桥和孙冶方主持下，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对无锡、保定两处原调查村经济进行一次追踪性调查，即第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积累了30年时间里这两地农村经济发展变化的宝贵资料，这在中国农村调查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三）执著统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孙冶方在多种场合以各种方式为加快恢复我国统计工作大声疾呼。1980年，孙冶方提出了要提高统计工作的社会地位、改革统计工作的管理体制、建立强有力的统计系统、完善统计法规的建议。1980年12月29日，孙冶方拖着病体参加全国统计局长会议，发表了《关于加强统计工作和改革统计体制的问题》的讲话。1982年12月8日，孙冶方在病榻上写下《统计要独立》的短文，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然在为统计工作呼吁。

二、孙冶方的统计思想

孙冶方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始终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进行独立思考，按照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的经济学思想，批判“自然经济论”，是改革传统经济体制的最早倡导者，也是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学新体系的积极探索者。孙冶方一直秉持着经济、统计密不可分的理念，他的统计思想产生于长期社会经济调查活动中，产生于统计工作领导实践中，产生于国外统计方法学习借鉴中，产生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思想研究中。孙冶方的统计思想，是其整个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统计调查思想

孙冶方倡导科学的统计调查方法。孙冶方统计调查思想来源于其早期从事的农村调查活动。1930年，孙冶方从苏联回国后不久，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在陈翰笙带领下从事农村经济研究，成为中国左翼经济学研究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重要成员，以大量的调查材料，论证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担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后，他经常深入工厂、农村开展调查研究。1957年，孙冶方抽出两个月时间，来到家乡无锡及附近的苏州、镇江、扬州等地，进行农村统计工作调研。同年，在全国农家收支调查会议上，孙冶方指出，典型调查资料虽然生动形象，可以用来了解和掌握全面情况和一般趋势变化，但具有局限性，不能用来推算总体情况；他提出要重视抽样调查工作，“不能用这种典型调查来代替抽样调查”；[1]同时，要求在抽样调查过程中重视方法的科学性、考虑权数问题，对于不愿意接受调查的样本户，可以采取科学方法抽取替代样本。

孙冶方主持开展第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1958年，孙冶方和薛暮桥在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基础上，组织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调查对象涵盖了两地22村数千农户，调查项目主要包括农户家庭状况、生产资料、农产品、家庭副业、收入、消费支出等各方面的汇总数据，调查目的是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资料本身来看，第二次调查的最大贡献是对第一次调查的数据进行了核查。第二次调查通过对几个有代表性的观察年度的调查，形成了无锡、保定农村及农户几十年经济发展历史数据轨迹，为以后接续开展的多次调查奠定了基础。

（二）国民经济核算思想

孙冶方十分重视国民经济平衡统计。1956年，孙冶方率队考察苏联两个月，主要学习苏联的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工作。回国后，孙冶方专门撰写了《介绍苏联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工作》。[2]他指出，统计是为国家建设和国家管理服务，必须建立和加强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统计工作，这样才能更好地发现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便于党政领导正确地指导国民经济发展。在他的推动下，国家统计局建立起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引进国民账户体系。1992年，国务院批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我国核算体系从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民账户体系转变，建立起国际通行的核算原则和方法。目前，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已正式建立。

孙冶方十分重视投入产出工作。1959年，孙冶方在出国访问回国途中经过莫斯科，聆听了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创始人里昂惕夫的报告，并访问苏联中央统计局，了解投入产出法在苏联发展的曲折经历。他认为这种平衡表是统计和计划部门计算比例关系的好方法。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经济计量学年会上的书面发言中提出，希望在5—6年时间内或者两个五年计划时间内，建立起中国经济计量学和棋盘平衡表（即投入产出表）。[3]1982年,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编制了1981年全国投入产出价值表和实物表。1987年，国家统计局建立了周期性的投入产出调查制度。目前，投入产出核算作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中五个基本核算内容之一，投入产出技术在我国宏观和微观经济领域获得了广泛应用。

（三）统计监督思想

孙冶方对统计发挥监督作用方面有创新性的思考。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统计要具备核算和监督的职能。他建议“在宪法上明确统计的这种职能，确立统计机关作为国家的一个检查监督机关的地位”。[4]

孙冶方对统计管理体制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大跃进”和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统计工作遭到重大挫折，这也让孙冶方清醒地认识到统计管理体系必须改革。他建议统计机构应改为由国务院和各地政府直接领导统计机关的体制，最好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直接领导各级统计机关。1982年12月8日，已经病入膏肓的孙冶方再次发声，“我主张统计要独立。国家统计局在党的工作方面由党中央直接领导，在行政工作方面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并应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挂钩”。[5]近年来，我国统计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2005年，国家统计局实施调查队管理体制改革，组建了垂直管理的直属国家调查队系统，这更加有效发挥了统计调查“轻骑兵”优势。

（四）统计法治思想

孙冶方积极推动统计立法工作。依法统计是现代政府统计工作的基本原则和重要保障。改革开放后，面对统计改革发展新形势，孙冶方积极建言献策，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比较完善的统计法规，建议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由人大常委会批准实施。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统计法律，标志着我国统计工作从此步入了法治轨道。

（五）经济效益统计思想

孙冶方十分重视反映企业经济效益的指标。新中国统计体系建设主要秉承苏联传统，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下，“总产值”指标尤其重要。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针对产值指标开展了热烈讨论。1957年，孙冶方撰写了《从“总产值”谈起》一文，从产值角度引申到企业经营管理，批判“总产值”指标妨碍了对企业进行科学管理，指出“利润这个指标的最大好处，就在于它反映了生产的实际情况，能推动企业管理”。[6]他同时提出，要重视固定资产折旧率的计算。“文化大革命”后，孙冶方更加坚持尊重价值规律的观点，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价值规律，必须承认资金利润率、生产价格和级差收益的存在，必须理直气壮地抓社会主义利润。

（六）数理统计思想

孙冶方十分重视数理统计应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政府统计体系中重视经济统计，忽视了对数理统计的应用，对统计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孙冶方看到这个问题后，在1981年提出“社会经济统计有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而定量计算是在定性指导下进行的”，并指出在开展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投入产出计算、物价涨落的连锁反应评估等方面，必须广泛运用运筹学、线性规划等知识，在抽样调査过程中必须运用概率论原理。同时指出，中青年统计干部要重视和学习高等数学。

孙冶方逝世已经40年了，他对统计事业的热情关怀以及其统计思想，一直被广大统计工作者所铭记。40年来，经过不懈努力，各方各界重视支持统计的良好氛围日益浓厚，全国已建立了40余项涵盖经济、社会、人口、科技、环境等方面的常规统计调查制度；建立了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为中心，统计行政法规相配套，地方性统计法规、统计规章为补充，覆盖统计工作各领域的统计法律制度，统计法治根基更为坚实稳固；构建了较为完备的政府统计组织体系，地方统计机构普遍加强，部门统计日益规范；统计现代化改革加快推进，数据采集实现了电子化、网络化；逐步建立起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统计调查体系，孙冶方当年提出的很多统计理论、建议已经转化为统计现实实践。

三、孙冶方统计思想的启示

孙冶方对党、对人民、对统计事业忠心耿耿、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凝结了深刻启示，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继承和发扬。

（一）深刻体悟孙冶方统计思想精髓

孙冶方的统计思想以及他担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期间开展的一系列统计工作，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都具有开拓性、创新性。他积极投身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事业中，为新中国统计事业的奠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期间，积极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言献策，为统计工作的改革与发展呼吁，关心和支持统计工作。他为中国统计事业发展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在新中国统计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尽管孙冶方统计思想中，如关于国民收入的观点还存在某些局限性，但这是受他所处的历史时期客观情况所限。孙冶方以其理论上的远见卓识，提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作用的著名观点，为后来的统计改革以及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做了一定的理论准备。

（二）充分发挥统计监督职能

孙冶方说过：“社会主义国家的统计，既能对微观经济也能对宏观经济进行核算与监督。”2021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积极推动统计监督与其他监督统筹协调、贯通协同，统计监督作用显著提升。学习孙冶方统计思想，一方面，扎实开展统计监测评价。有效跟进开展重大战略部署统计监测，全面客观反映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不断提高统计监测分析预警的精准度，以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围绕经济运行加强研究。强化对宏观经济指标动态监测、预警预判，建立健全经济运行动态监测机制，加快构建“宏观、微观”多层次的运行分析格局，不断发挥统计工作指标分析优势、数据汇聚优势，及时分析各领域、行业、市场主体的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提供高质量、有价值的统计产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勇担使命、勇挑大梁。

（三）更大力度搞好调查研究

阅读《孙冶方年谱》，[7]可以清晰地看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孙冶方就深入农村、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即便在晚年身体不佳的情况下，也时常深入一线开展调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学习孙冶方统计思想，一方面，在“解剖麻雀”中探索新方法。科学把握统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面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新情况，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筛选代表性强、规模适度、基础工作好的调查单位作为重点研究对象，通过“解剖麻雀”方式，研究把握本质和规律，找到科学统计的办法和路径，在此基础上拓展统计调查领域，完善统计调查方法制度，推动数字技术在统计调查方法上的应用，及时反映新动能成长和新引擎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在资政辅政上展现新作为。深层次、多维度开展统计调查研究，深入调查一线，面对面了解企业真实现状，全面掌握第一手资料和数据，发现趋势性、苗头性问题，深挖统计数据背后的客观规律，找出问题的关键因素，提出有价值的决策咨询建议，发挥好统计“参谋部”作用，以统计服务创新之举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展现新担当。

（四）不断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孙冶方对统计数据失实深恶痛绝，他指出，数据不准，指标不全，情况不明，这种苦头不少。2016年10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强调要建立健全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体系，推动实施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一票否决制”。学习孙冶方统计思想，一方面，以“强”为纲夯实基层基础。织牢防范统计造假的屏障，深入推动镇（街道）统计职能和队伍建设各项工作要求和措施落到实处，健全完善镇（街道）统计人员、村（社区）统计协管员、企业统计人员、部门统计主管四个层面的管理机制。落实国家统计质量保证框架和统计业务流程规范，健全数据质量控制长效机制，加大数据质量审核评估力度，强化数据质量追溯环节的追责问责。另一方面，以“真”为本弘扬法治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弘扬统计法治精神，不断强化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统计人员的统计法治教育和培训，筑牢坚守底线、不踩红线意识，强化统计法治宣传，营造全社会关心、重视、信任、支持统计工作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加大统计执法检查力度，严肃查处各类统计违纪违法案件，加大案件通报曝光频次，努力形成“不敢假、不能假、不想假”的统计生态，以诚信统计行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谱写新篇章。

参考文献：

[1]关于农家收支调查中的几个问题——国家统计局孙冶方副局长在全国农家收支调查会议上的讲话摘录[J].统计工作,1957(06):13-19.

[2]介绍苏联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工作——摘自国家统计局孙冶方副局长在第六届全国统计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考察苏联统计工作报告”[J].统计工作,1957(20):15-17.

[3]许涤新,孙冶方,于光远,等.在全国数量经济学第一次讨论会上的发言[J].经济研究,1982(04):3-12.

[4]孙冶方.加强统计工作改革统计体制[J].经济管理,1981(02):3-5.

[5]孙冶方.统计要独立[J].统计,1983(01):4.

[6]孙冶方.从“总产值”谈起[J].统计工作,1957(13):10-16.

[7]陈修良.孙冶方年谱(初稿)[J].社会科学,1984(03):52-55.

（作者系无锡市统计局副局长）

【责任编辑：方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