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科尔曼的生态政治思想阐述的是一种“深绿色”环境观，生态危机的根源并非“浅绿色”环境观所主张的“人口膨胀”“技术决定”以及“消费方式”等因素，而是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即狭隘的价值观、合作社群的消失以及权力的过度集中。解析丹尼尔·A·科尔曼的生态政治思想，探寻生态危机发生的逻辑以及破解环境危机的策略，结合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可以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　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思想；生态文明

众所周知，个体的生存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人们的工作与生活质量高低，更是人们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强弱的决定性因素，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在无形中建立起与民生的紧密联系，超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定义。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逐步放缓，产业结构的调整为各方面资源消耗、污染排放下降提供了“机会”。经济增长下行的现实与高经济增长的期望惯性产生矛盾，部分地区有可能重回放松环境治理以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同时也会导致部分资源能源价格下行，部分落后产能复苏，阻碍绿色可替代技术和产品的应用。丹尼尔·A·科尔曼是美国绿党运动北卡罗来纳分部创立者，曾以绿党候选人以及环保积极分子身份投身于查伯来希尔地区的竞选活动，是查伯来希尔地区基层报纸《多棱镜》的创办人，参与全美绿党纲领的制定，科尔曼的生态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这一著作中，通过研究科尔曼的生态政治思想可以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一、科尔曼的生态政治思想的逻辑起点：价值重塑

（一）对传统人口膨胀论的批判

近一个世纪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人口爆炸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西方观点普遍认为其不仅会酿成贫困与饥馑，还将其归类为造成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科尔曼却认为这是一种文化沙文主义心态。“人口爆炸多数出现于发展中国家，可是多数的环境破坏，尤其是那些具有全球后果的环境破坏，却由人口已相当稳定的工业国一手造成。”[1]比如工业国制造的空调器、泡沫塑料、各种喷雾剂会释放出破坏臭氧层的氯氟烃。因此，科尔曼认为不应将人口增长作为人口已相当稳定的工业国规避其国内和全球环境责任的逃遁之路。“与饥荒一样，人口增长本身也植根于全球经济与政治的权力关系之中，这种全球权力关系尤其影响着穷人的社会和文化生活。”[2]对此，科尔曼提出了真正解决之道：提高世界底层阶级的经济自足水平，增强其政治自主能力并且帮助贫困人口建立较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规划。[3]最后，科尔曼给出了自己的结论。“虽然人口增长会极大地加剧环境问题，但人口膨胀与环境破坏往往同由另外的历史因素造就，尔后再结伴而来。因此，只有愿意触及问题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根源，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4]这些根源涉及到社会中的社群形态、政治层面的参与民主与基层自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唯利润至上的原则等方面。科尔曼突破了传统人口膨胀论的框架，站在了更高的层面去审视整个环境问题的根源，并且将环境问题与其他因素联系了起来。

（二）对技术失控论与消费者行为说的再审视

有研究者认为技术是导致环境危机的根源，也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由技术造成的问题亦可以由应用技术而得到解决。科尔曼却持不同的观点，他通过考察工业化以前技术的发展历史，认为技术在当时社会维持了一种有利于文化稳定与生态稳定的状态，间接反驳了技术是导致环境危机的根源。随着科学革命的到来，人类的世界观也逐渐机械化。科尔曼认为如今的技术已受功利性世界观和资本主义经济物欲至上价值观的驾驭，所以技术在环境问题上并不能发挥根本作用，反而受制于主导世界观的文化和社会制度。科尔曼也给出了技术在未来生态环境建设中的期许条件：“假如要让技术去修复地球，这种技术必须重新构建，而且必须按照根本上尊崇自然和人类社群的宽泛价值观来构建。”[5]科尔曼不赞同环境危机人人有责的观点，“问题的源头是那种只顾降低成本、不计环境后果的生产决策。”[6]政府往往在环境问题上扮演着同谋角色，“此类决策多由产业界和政府作出。在许多情况下，留给消费者的选择空间不过是在同样危害环境的诸种方案中作出选择而已。”[7]对此，科尔曼给出了对策，即由消费者变为公民，这并不代表抛弃责任，而是要试图寻求一种有效、有力的公民意识来强化其责任，公民需寻求更大的参与权利，而广泛的民主参与形式能驱动公民在基层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建设高品质的环境福祉社会。

二、科尔曼的生态政治思想的新建构：制度新探

（一）价值观与生态社会构建

科尔曼认为价值观对于生态社会的构建至关重要，经济增长有一个社会承担极限的问题，生物方面的因素在财务报表中无处可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需要独立的社会规范来调节其产生的后果。如今，社会主义经济也开始追寻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东方，与西方程度一样，已经拜倒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狭隘价值观和不增长就死亡的铁律之下。”[8]对此，科尔曼认为当务之急是将以注重质量和稳定的指标来替代注重数量和增长的指标。“要着手扭转这一进程，尚需进行一场旨在改造社会和政治的运动，而采用维护生灵、注重可持续的价值观将是这一创造性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9]这种价值观是一种“护生价值观”，其特点在于对某一地区的生态特征与地方人群的生态未来需求保持相当程度的敏感性，不同于现代世界物质至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工具主义世界观。

（二）社群意识与生态社区设计

前工业化之前的社群，拥有一套自身运转以及与自然相处之道的伦理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具有的一定的规范性，限制了社会技术的日益扩张。当然在一定意义上也符合现代某些生态原则。在近现代之前，土地买卖的现象比较少见，无论哪个政府，都尽可能的防止土地集中于某个特殊主体之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日益扩张，土地与劳动开始逐渐与社群生活相割裂，土地和劳动的商品化也在加剧。“圈地运动消灭了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维系的道德经济，价值观狭隘至赢利这个单一的破坏性指标则催生了商品化，商品化反过来又助长了价值观的狭隘化。”[10]对此，科尔曼给出了对策：“为扭转这一商品化历程，必须创立一种新的社群意识。”[11]社群意识体现在不同的生态社区之中，可持续以及“护生价值观”是其建立的基础，在社区中公众民主地参与对社区的界定、供养和发展。生态社区的设计要遵循生态系统的特点，以一种整体的环境观来进行整个社区的设计与规划。生态社区与生态地区主义有一定共通之处，即都强调因地制宜的重要性，要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特性，使整个社区与自然环境和谐地融于一体。

（三）参与型民主的重要角色

资本主义参与型民主运动的失败与权力集中是环境危机的根源之一。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权力逐渐被官僚中的精英阶层、富翁以及权力公司所分享，权力的集中使得公众在推进当地环保事业中困难重重，政府以各种形式剥夺了当地民众拥有的在某些涉及环境事务方面的参与权与决策权。科尔曼进一步指出：“权力的集中和民主的削弱通过两种方式酝酿着环境危机。其一，无穷地追求权力会导致践踏人文需求和生态意识。”[12]“集权酿成环境危机的第二种方式是，它往往让民众保护和复原其环境的仁义之举失去用武之地。”[13]一个人的权力越大，越是远离对某一区域的特点和生态状况的亲身体验与深刻理解。科尔曼将环境危机的发生视为一个综合性问题，归根到底良好的环境依赖于培育新的民主形式，需要重新唤起作为其基础的公民权意识。

三、科尔曼的生态政治思想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一）树立“护生价值观”

科尔曼以“护生价值观”取代资本主义狭隘价值观，具体包括十个方面：生态智慧、尊重多样性、权力下放、未来视角与可持续性、女性主义、社会正义、非暴力、个人与全球责任、基层民主、社群为本的经济。“护生价值观”反对物质至上主义以及盲目追求发展而忽略生态环境成本的行为，要求人类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考虑生态效益。科尔曼的生态政治思想与我国目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密切联系，其所提出的重建“宽泛的护生的价值观”是落实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只有树立“护生价值观”，生态文明的构建才能获得坚实的理论支撑。[14]

我国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树立科学理念的过程。然而，相关科学理念在具体落实中并不到位，“GDP挂帅”的发展方式成为部分地区发展的定位。在农村地区，部分基层干部生态意识淡薄，对生态与政治之间的关联性认识存在着盲点。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儒家的“以民为本”与道家的“天人合一”宇宙观都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也与科尔曼的“护生价值观”有着一定的共通点。因此，政府与公众必须树立“护生价值观”，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

（二）构建具有合作意识的社群

科尔曼的“护生价值观”强调社会正义，尊重文化的多姿多彩、特色的生活方式与生态系统的自然特性，提出了生态地区主义，即了解某一特定区域，其边界是依据自然状况而形成，并尝试培养家园意识与归属感。社群需要合作，合作必须以知识为基础，强调自立，为此科尔曼提出了《绿色城市方案》、群宅设计等。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数量也在逐渐增加。无论是城市的社区还是农村的村落，都需要合作协力去保障其公共利益，创立一种相关感，注重环境方面事物的集体活动与决策过程。合作的基础是知识，知识与教育密不可分，且对于社区与农村环境方面的知识教育与素养培育也非常关键。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和小农户发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国小农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农情，要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建立合作的重视环境保护的社区与村落，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长远且较为现实的意义，同时也要匹配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发展要求，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需要培育合作意识，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实现城镇化健康发展。

（三）创新与实践优良的能源试点

我国政策中尤其是对于国计民生影响较大的重要举措，在落地前要先进行地方试点，才能推及全国，试点先行是我国重要政策实行的主要特点。科尔曼的生态政治思想中有很多良好的试点举措。在能源战略中，科尔曼认为生态智慧的能源政策应该是因地制宜的，不同地区适合不同的能源发展途径，有些地方适合发展水电，有些地方则适宜开发风能。科尔曼强调，所寻求的能源政策要注重基层民主，让公众直接控制其能源供应。提倡操作规模较小的能源，比如群宅社区可以装太阳能电池设备等。目前，我国一些地区有一些较为良好的生态发展案例，例如上海市长宁区的社区“生境花园”生物多样性保护探索；宿迁市创新开展的“绿票”交易，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换机制；广州市南沙新区推广了全国首个“绿色生态总设计师制度”等，种种生态创新与能源发展试点案例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科尔曼指出了实现可持续能源政策运动进展的阻碍：一是对变迁的抗拒，体现在官僚机构；二是“更多就是更好”，强调数量；三是既得利益公司的反对。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目前中国的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有待优化政策服务，存在配套产业发展不足、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电力消纳空间有限等问题，可以说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还存在着制约因素，而这与龙头企业与本地企业合作通道不顺畅、政企合作机制不健全相关。如何突破现有的能源格局，探寻出可持续能源的发展之路？对此科尔曼介绍了各种替代性机构制度，如市政电力合作社、住宅小区自助行动等，这些较为前沿的想法对于当今生态文明建设中试点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四）探寻参与型民主相关机制

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的覆盖面极广，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安全等内在关联，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也会从多种渠道以多种方式立体化影响着每个个体的生活，高效的环境治理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等主体的共同参与。环境治理参与可以划分为两个主要类别，即组织化的专业参与和个体化的常规参与。组织化的专业参与具备一定的专业门槛与技术标准，同时也需要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撑与助力。个体化的常规参与属于环境治理中最普遍的形式，具有参与门槛较低、技术标准较低、参与范围广泛、参与形式灵活等普遍特征，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更为深远，是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基础框架中不可缺失的关键构件。若缺失这一关键构件，生态文明建设也将成为空中楼阁。

全球环境一直走不出“局部治理，总体恶化”的怪圈，其深层原因在于资本及其权力的过分集中。[15]对此，科尔曼认为“归根结底，要实现生态社会，社群组建必须进入政治舞台，通过将真正合作型奉为圭臬的直接民主机制，还政于民，把权力交回基层。”[16]生态社会的基础是参与型民主制，参与型民主制植根于对一地生态地区特点的全方位理解。近年来爆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参与渠道的不畅通。因此，目前的生态文明建设要积极推进公众参与，增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以及加大对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支持力度。政府部门要充分保障公众所享有的知情权，对于关系到当地环境发展的政策与投资等要充分评估其后果并告知民众；构建全方位的公众参与平台，积极与公众以及各类民间环保组织进行交流与合作；加强公民的环境教育，提高公民的生态意识与环境保护意识，使得公民可以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

余论

科尔曼的生态政治思想对目前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诸多值得参考与借鉴的地方，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科尔曼的生态政治思想主张一种“深绿色”的环境观，批驳了一味的逃避责任、只看到生态问题表面的“浅绿色”环境观。中国属于后发国家，这使得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不得不具备某些特殊的世界“逻辑”。发展中国家在模仿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时，却发现无法带来更多的生态效应。相反，当初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环境问题反而在发展中国家频繁派生。科尔曼勇敢地去发掘环境危机发生的根源，其一系列论断与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为我们分析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以及国家发展模式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从另一层面来分析，结合当前国际大环境，科尔曼的生态政治思想也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然深刻地影响了当今的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且塑造了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以及内含经济贸易内容等国际环境协定的格局。科尔曼寄希望于价值观的改变，并认为价值观是推动生态环境运动以及“胸怀全球”思想形成的基础。不依赖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单单依靠价值观的变革而完成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科尔曼的生态政治思想一定程度上间接地转移了人们的视线，掩盖了资本主义在当今环境危机中的责任与义务。

参考文献：

[1][2][3][4][5][6][7][8][9][10][11][12][13][16]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梅俊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7,11,12,12,26,35,36,78,80,91,91,62,62,137.

[14]董德，孙越.“护生”价值观与“生态文明”的构建——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解读[J].江苏社会科学,2012(05):134-138.

[15]孙越.科尔曼“绿色社会”的生态政治学维度[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8(03):51-55.

（作者系无锡市委党校副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易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