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由于西方国家以自身对生态危机的反思为前提，伴随生态理论的工具化和生态议题的跨域性，导致当前关于生态问题的讨论呈现出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和表征。我国的生态环境建设虽已取得历史性成就，但对绿色资本主义政策话语趋之若鹜的仍大有人在，依旧未能摆脱意识形态化了的西方生态话语范式。因此，亟需加强生态文化安全建设，构建一个既能应对全球生态危机又具有行动逻辑的社会主义生态话语体系，进而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关键词　　生态问题；意识形态化；资本逻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方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描述了过度使用农药和化学品对自然生态和人类健康的破坏性影响，引发了一场席卷西方的环保运动。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了一场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游行，因此这一天成为了第一个地球日。1986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成为一场重大的环境灾难，极大地提高了世界各国政府和公众对环境危机的意识，环境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91年，世界银行启动了全球环境基金(GEF)，以解决成员国内部和全球范围内的环境退化问题，这标志着“绿色资本主义”全球环境计划的主流形成和后期资本主义对生态危机的回应措施。目前，生态文化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理论成果，“生态”一词也逐渐从环境领域跨越到政治领域，生态理论和生态问题也逐渐呈现出意识形态化特征。

一、生态的意识形态内涵与形成逻辑

“生态”一词源自古希腊，意思是家园或我们的环境。“生态学”的概念最初是用来研究自然界中的个体生物。1865年，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从生态学学科演化的角度解释生态学是指动物与有机和无机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此意义上，“生态”仅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而非评价性即价值性概念。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概念有着明确界定：意识形态是观念的上层建筑。他将法国最初的启蒙思想家“一般的观念和体系”的意识形态概念运用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来揭露统治阶级的对民众的欺骗性，因此，后来列宁提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概念，以及卢卡奇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问题”，都是建立在马克思意识形态定义基础上的延伸扩展，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在阶级社会中思想上层建筑的部分，是社会真实存在的反映，同时也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表现。

随着社会的进步，一系列生态问题频发，人们的生态意识逐渐加强，英国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乔纳森·休斯认为：“生态”一词对人类的应用已经超出了生物学的专有领域，因为（我们将看到）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被超出其科学范围研究的社会和技术因素所中介。[1]那么从196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发起的生态运动到卡森在《寂静的春天》里对环境保护发出的呐喊，从20世纪末绿色资本主义的兴起再到《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一系列生态保护协议的制定与签署，“生态”一词从自然科学领域到环境领域又跨越到政治领域并在世界各国范围内被重视起来，生态理论话语体系逐渐有了意识形态的色彩，“生态”一词也就有了价值性表达。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背后的资本逻辑。因此，治理生态危机不应诉诸于田园诗般的浪漫主义或个人价值观，而应合理控制和改革生产背后的资本逻辑，因为资本仍然是全球生态危机的“刽子手”，资本实际上是在不断透支当下乃至未来世代的生存资源。因此要真正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实现“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2]

二、生态理论意识形态化的功能性表达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第一份探讨人类社会发展困境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其中继承了马尔萨斯悲观主义的观点，在人口增长、环境污染、能源消耗等方面论述自然的有限性决定增长的极限性，这种悲观主义的想法却在生态理论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全球掀起了生态问题理论研究的浪潮。1972年，世界上第一个绿党（新西兰价值党）成立。随后，许多欧洲国家也建立了自己的绿党。绿色运动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社会运动组织,其宗旨是改善生态环境，但社会运动一旦有了一定的政治方向，有了所谓的以利益行事的团体或特殊的社会群体，这意味着生态问题带有了意识形态的色彩。

首先，生态理论的意识形态化意味着生态理论的工具化。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进入大进步大发展时期，城市的现代化进程、经济的快速发展都是建立在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以及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基础之上。英国伦敦“雾都”称号的由来除了自然地理位置，另一个原因便是工业革命时期废弃污染物的大量排放导致的极端雾霾天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活质量需求的提升，人们对生态问题的呼声也越来越大，西方各个政党将环保作为竞选中的承诺，生态环境似乎真的随着人们以及各个国家政府的关注而得到改善。但这仅仅是表象，生态理论与生态问题逐渐成为了大国之间竞争博弈的角斗场。

其次，生态问题的意识形态化是以资本主义国家对生态危机的反思为前提和出发点的。面对越来越突出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以及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到来，生态学从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从自然科学领域渗透到社会科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社会价值开始被西方左翼学者重新认识，他们认为应该把眼光放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如此一来，生态理论的意识形态维度就呈现出来。

最后，生态理论意识形态化代表着生态理论和问题的跨域性。[3]生态问题的内在矛盾性和全球性使其解决需要跨区域、跨组织、跨国家，而当生态理论成为了资产阶级利用其进行统治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时，生态理论就已经超出了其本应所属的范畴。一方面，生态问题的解决越来越需要以国家或区域组织为单位，需要的是生态意识的共同一致性；另一方面，生态意识形态化的蔓延和扩展，使得国与国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就生态问题展开有关经济利益的角逐。“生态理论意识形态化”意味着世界各国、各阶级都有自己的生态话语体系，运用话语体系将生态问题的解决变成维护各自利益的工具。

马克思已经揭示出资本的非生态性，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生态理论和问题被意识形态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仅仅从人的自然生命中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忽视了人的存在发展与社会关系方面，由此形成了异化的社会关系，导致了人的物化。党的二十大报告表明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以更稳健的姿态朝着中国式现代化迈进，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一些人仍旧无法摆脱西方化生态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式，寄托于西方生态理论的普世价值解决当前面临的生态难题。因此当前对生态理论意识形态的批判刻不容缓。

三、西方生态话语的意识形态批判：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

20世纪中叶以降，面对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之殇，西方社会先后提出了各种不同解决方案，绿色思潮争论的焦点为是否需要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此后产生了极具有影响力的绿色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追逐利益的本性不仅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而且会为所谓环境正义和经济公平进行意识形态的辩护，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自己的判断标准。如今，绿色资本主义的话语权仍飘荡在世界上空，因此对其展开意识形态批判尤为重要。

1.哲学视角：人与自然关系断裂的困境

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批判性质，哲学也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关系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逻辑起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形成有一个重要源头即资产阶级的人类中心主义观，他们过度关注自我价值和意义的实现，错误地认为满足物欲是确立人生目标的原则，丧失精神追求，成为被物化的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即使工人们发起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抗争，诸如罢工、起义等，但仅仅是未触及根本的抗争，丝毫没有威胁到资产阶级的统治。生产者从疲惫的工作状态中脱离出来后迫切需要物质方面的满足，在一定意义上反而巩固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根基，这必然造成人与自然主客关系的对立和分离。同时，当时的资产阶级与发展到后期的“人类无主体”不同，在与封建专制统治抗争的过程中，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社会中发挥着为政治辩护、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功能。这种意识形态大肆宣扬人的主体性观念，将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强势造成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对立，自然因此变成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和剩余价值的“有用物”，而非人的“无机的身体”。

2.政治经济学视角：资本的非生态本质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约束

毫无疑问，资本关注的是世界的物质层面，自然资源成为了资本在追求无限积累中必不可少的工具。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导致生态污染，资本的全球掠夺与扩张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更体现在生态方面。譬如鸟粪是原产于南美洲的海鸟的排泄物，后来被学者证实鸟粪被认为是防止土壤枯竭的高级保护剂。在19世纪，这种来自所谓的鸟粪群岛的排泄物被大量提取并出口到欧洲，海鸟的数量却在减少，因为它们的巢穴在提取其排泄物的过程中被破坏。新陈代谢在空间上的转嫁并未真正解决生态问题，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只对其自身有利的形式消解矛盾，这种转嫁尝试就是“生态帝国主义”。

与此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生态保护为缘由限制发展中国家进行森林砍伐、资源开采等工业活动，其背后原因实则是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进程，这也证实了资本背后的经济逻辑。气候政策问题完全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在面对危机时所暗藏的资本本性。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主导气候环境政策，碳排放交易系统的建立就是生态意识形态化最直接的体现，政府成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定者，解决生态问题的初衷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意义。从绿色资本主义的宣言中不难看出，该理论隐含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内在逻辑，以一种机械隐喻式的价值观来看待生态系统。比如通过让出荒野设立保护区等措施，体现了想通过局部的变量来撬动整体的方式减轻人类对生态的影响。这其实是一种对生态系统简单要素化的处理，事实上是一种保守的、故步自封的应对措施。人类与生态环境的脱钩，不光是催生让孩子们觉得“卷心菜长在超市里”的荒诞思维，它还让人类走向意识形态的自我封闭。它让人类逐渐忽略自身的生物性，在巨大的技术系统中放飞自我，忘却人类自身本是从生态中来的客观事实。

气候问题也体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排污减排方面的高度要求。他们企图通过将生态责任转嫁到发展中国家，要求其基于庞大的人口基数来承担更大的环保责任，目的是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例如根据《巴黎协定》等契约的要求，发达国家每年需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用于支持其环保事业，然而这项要求基本没有兑现过，仅仅停留在口头承诺上。美国甚至为了逃避责任，于2017年退出了《巴黎协定》。

与此同时，西方左翼学者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绿色”意识普遍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所谓绿色资本主义的实质是在生态保护的伪装下继续霸权扩张的新形态。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许多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生产方式的固化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绿色资本主义的目的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构建一种能够走出“生态悖论”的资本主义式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即使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气候危机，但仍旧走不出资本逻辑的囹圄。因为其本质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部调整来缓解社会中的部分矛盾，进而为资产阶级诠释其统治的合理性。

四、超越生态意识形态化：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浅绿”“深绿”“红绿”等绿色思潮，看似具有审美意蕴的名称实则上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运动的产物。它们是近代西方国家价值观念和自然观的资本逻辑解释的最直接结果。[4]首先，必须明确，面对西方生态问题和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化，要牢牢守住意识形态安全的底线和红线。面对西方意识形态分化和入侵的挑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积极的心态抵御新自由主义和近年来兴起的生态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蔓延。在此背景下，需要构建一个既能应对全球生态危机挑战又具有行动逻辑的社会主义生态话语体系，加强生态文化安全建设，使中国生态文化不受西方文化侵蚀，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道路。

1.展现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意识形态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描述了新时代以来十年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高度规划发展，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建设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价值指导和行动指南，也是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在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超越了深绿派和浅绿派所倡导的“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是扭转西方生态话语体系意识形态的重要按钮。人类为了生存必须生产。劳动作为一种生产行为，不可避免受到各种自然和物质基础的制约。在这些条件下，人类也会改变环境。马克思在离开了青年黑格尔派后，对人与自然异化问题的处理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不再反对资本对“人本主义=自然主义”的哲学思想的异域统治，而是在追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的分裂对立为何产生并如何加深的。现实的世界是人与自然共同构成相互作用的，因此，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生态发展方向奠定了哲学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治理方案正是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上生成的，展示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2.批判意识形态化了的西方生态话语体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同于现代西方的绿色思潮，其价值追求是真正的环境正义，背后的支撑是全体人民的实践。从近五十年的生态实践来看，西方的绿色思潮都坚持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和过于僵化的教条主义的角度出发来探讨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方案，而忽略了人与自然之间最重要的物质关系是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上，特别是生产方式上进行的。从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维度来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之道是不可能的。其诸多理论不仅无法真正找到规制生态危机的路径，反而容易跌入社会制度的桎梏，其本质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进一步窃取自然生产力。与绿色思潮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背景不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当代中国绿色发展形势为背景、以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最终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而人本质上是社会存在物，不能脱离了社会而孤立存在，因此虽然生态危机在现实中直接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危机，但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实际上取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这意味着生态危机的本质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危机。这一危机实际上是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上的非正义性、非科学性。

我国独有的生态文明思想超越了绿色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并不断依据时代现状完善。在西方面对生态难题掀起了各种社会运动时，我国正处于社会大发展时期，对于生态的重视程度远不及西方国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逐渐意识到解决生态问题的迫切性，面对西方国家“红绿”的对话之争，中国毅然决然跳过了意识形态争论的牢笼，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我国基本国策。面对国外“中国碳排放大国论”的意识形态灌输，在欧美绿党的选举政治低迷的这几年，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践行《巴黎协定》，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提出碳中和碳达峰的目标愿景，并主动表态，提高国家在碳减排上的自主贡献，在全球生态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展现了大国担当，也展现了在面对生态难题时超越生态话语体系意识形态的积极作为。

3.彰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意识形态特征

当前，中国生态文明理论与建设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浅绿”思想把生态保护的本质理解为维持资本主义文明进一步发展的机制，其背后的目的仍然是通过局部的变革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整体的稳定。而“深绿”思想则把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与自然对立起来，以拒绝经济增长的方式来解决生态危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不能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著名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丰富了马克思生产力发展理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彰显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民性，秉持着人民至上的原则，极大丰富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学说。生态保护与治理不仅是关系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更是关乎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问题，是关乎民生的重要任务。随着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民的需求从“盼温饱”转化为“盼环保”，从“求生存”转变为“求生态”。[5]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与西方的绿色思潮截然相反，他们的最终服务对象是资产阶级，本质上是中心主义和资本中心主义的理论，而不是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兴起于20世纪末的生态运动衍生出了影响至今的红绿思潮——生态马克思主义，随着后意识形态时代的到来，欧洲绿色左翼与右翼支持者的对立，生态话语体系意识形态化已经向生态问题意识形态化转变，内含着政治话语对生态话语和生态治理的干预，实质上是借生态言政治。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生态问题和理论意识形态化的原因可能在于：资本仅仅从人的自然生命生存发展的角度和意义来理解和促进人的发展，反过来却完全忽视了人的社会生命也就是人的社会关系方面的发展，忽视了人本身是社会存在物的定义，其背后是资本关系的具体化和历史本质。当下兴起的生态社会学认为人类面临的生态和气候挑战，其根源来自于错误的社会结构，因此对生态议题的讨论首先要放置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中。在探究和讨论生态话语和生态问题时，要立足于人自身的自然生命和社会生命的理解与把握，生态意识形态本身并不与社会发展进步相矛盾，重要的是如何避免生态话语的西方意识形态化，避免生态问题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关系的意识形态化。

参考文献：

[1]［英］乔纳森·休斯.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M].张晓琼,侯晓滨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10.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5.

[3]王金水,边燚,刁溯.“生态问题意识形态化”批判[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25(02):31-38.

[4]李义丹.后疫情时代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形势与策略[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23(01):54-60.

[5]李杨淦萱.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底蕴、理论特质与实践路径[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3,25(02):4-8.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我国绿色发展理念演进及其践行路径研究”(编号18YJC71009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张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