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命题，为我们在新时代协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结合的前提，在于两种思想文化体系的终极价值追求高度契合。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决反对“传统文化无用论”和“文化复古主义”，并处理好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目标，是形成以人类性和开放性为价值取向的中华新文化。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新文化

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百年建设经验的最新总结与升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针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作出的又一重要理论创新，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因此，本文在发展方向层面，从前提、原则和目标三个方面，探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一、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

从具体内容来看，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具有一致性。比如，在知行关系上，二者都将实践放在第一位；在思维方式上，二者都运用辩证思维思考问题；在人与自然界关系上，二者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等等。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结合，在于二者的终极价值追求是一致的。一个思想文化体系的终极价值追求决定了它的性质，即这个思想文化体系到底是为什么人服务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2]

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终极价值追求是实现天下大同。共产主义和天下大同都体现出了人民性、世界性和公有性的价值取向。

（一）人民性

共产主义和天下大同都具有人民性，二者都以作为被统治者的绝大多数人为关怀对象。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服务对象，从来都是被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广大无产者和工人阶级。共产主义运动与以往所有革命运动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以往的革命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而共产主义运动则是为了实现和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将广大被统治者从统治阶级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大同思想，最早见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也就是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大同理想的关怀对象是人数占绝大多数的、作为被统治者的老百姓。以民为本是天下大同的必然要求，即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相亲相爱、和睦相处，尤其是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能够得到妥善照顾。据此，天下大同要求统治者必须做到为政以德、爱护百姓，不能穷奢极欲和称王称霸。

（二）世界性

共产主义和天下大同都具有世界性，二者的适用范围均为全世界和全人类，不是特定的国家、地区和民族，均代表着人类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共产主义的世界性在于，它追求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不是特定国家和地区的无产阶级的解放。共产主义是一个超越民族区分、立足全人类的伟大理想，是一项人类解放运动。共产党人始终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团结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做最坚决的斗争。“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4]“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5]

天下大同的世界性在于，它的实现范围是“天下”，不是某一“家”，也不是某一“国”。在中国古人看来，“天下”的范围是无所不包的，是囊括了所有家、国、民族范围最大的共同体。天下大同意味着这个范围最大的共同体应该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在这个共同体内所有人都能和谐相处、共生共荣。天下大同理想从一开始就没有明确的边界意识，力图将越来越多的民族、地区、国家纳入关怀的视野，体现了“以天下观天下”的博大胸襟。

（三）公有性

共产主义和天下大同都倡导公有，二者均认为人类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政治权力应该为全人类共有，不应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的任务，是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共产党人必须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和物质财富，将其置于无产阶级的控制之下，以实现所有人对社会财富的共同占有，进而使全部社会财富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服务。这种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

天下大同得以实现的首要前提是天下为公。天下为公中的“公”既指的是公众，也就是全世界所有人，也指共有或者公有。因此，从统治者的角度讲，国家的政治权力和社会财富的所有权应为全天下人所有，不专属于某个人或者某个利益集团，所以在选拔官吏方面，必须抱着为所有人负责的态度，做到任人唯贤。从公众的角度讲，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每个人要去除“己”和“私”的意识、树立公心，不能有亲疏远近之分，要做到“爱无差等”，像爱自己的亲人那样去关心所有人。也就是说，天下大同的核心是天下为公，诸如选贤任能、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社会和谐稳定等具体表现，都是建立在天下为公基础之上的。

二、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决定了在推动二者相结合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一， 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别诞生于不同的经济基础。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这两种思想文化体系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和发展的现实依据，只要这种生产方式依然存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不会过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背景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科学性已经被实践所验证，是指导中国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从物质生产方式来看，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是在自发的、分散的农耕和游牧的生产方式中形成的，是前现代的、农耕文明的文化系统。[7]

从1840年起，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仅靠中华传统文化无法指导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引中国实现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思想，也是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依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提法中的“优秀”一词，预设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实际的和时代潮流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评价标准。只有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实际的和时代潮流的中华传统文化，才可以被称之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因此，在推动二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第二， 坚决反对“传统文化无用论”。文化虚无主义者大肆宣扬“传统文化无用论”，将其与封建、专制、落后和愚昧等同，污蔑中华文明为不思进取的黄土文明，企图否定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一种适应于农业社会的、前现代的文化模式，固然存在很多糟粕。但其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复兴的积极作用始终是第一位的，是支撑我们战胜重重艰难险阻的精神支柱，是必须继承的“文化DNA”。

第三， 坚决反对“文化复古主义”。当下的“文化复古主义”主要表现为复兴儒学。一些主张复兴儒学的人积极涉足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试图用孔孟之道代替马克思主义，用政治儒学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宣扬“文化复古主义”，尤其是宣扬复兴儒家学说的本质，是从思想文化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文化领域的正统性和合法性，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所以，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时，必须警惕“文化复古主义”，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的发展目标，是形成融三者于一身的中华文化新模式。在这种新的文化模式中，三者的作用各不相同。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决定了这种新的文化模式的性质和价值取向，即这种文化模式必须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铸马克思主义灵魂、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道。而西方文化的重要作用，在于充当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好愿景的具体手段。如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生产力水平，需要加大学习西方科技知识以及西方科学传统的力度；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需要认真研究西方的法治传统；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厘清西方民主传统的得失，等等。

三、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目标

从相对具体的层面来讲，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目标有很多，如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等。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要论断，[8]应站在更具原则高度的层面，以为全人类服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讨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目标。因此，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重要目标，是开创和形成新时代的中华文化新模式，即中华新文化。

（一）中华新文化的内涵

中华新文化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构和再创造，指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体，同时融合了包括西方优秀文化在内的人类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思想文化体系，其服务对象是全人类，理论目标是实现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

（二）中华新文化的价值取向

中华新文化的内涵决定了它应当具备两种价值取向，分别是人类性和开放性。其中人类性是中华新文化的价值追求，开放性是实现人类性的具体路径。

1.人类性

人类性是就中华新文化的性质而言的，指的是这种文化模式已经超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主权国家的范围，超越了中华民族这一特定民族的范围，是站在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立场上的，是为全人类服务的。

中华新文化的人类性是由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性质共同决定的。根据前文，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均具有世界性和人民性的价值取向。中华新文化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模式，必然要以全人类的文化需要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代表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坚决反对西方国家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理念的现代化道路。

西方现代化道路是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择手段实现、扩大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历程。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对私有财产的极度贪婪。“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9]为了能够最大程度地利己，西方国家无所不用其极。刨除历史上发动的成百上千次侵略战争和屠杀不谈，在当代，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处心积虑地阻挠和破坏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现代化进程。他们通过在全世界范围内制造生态问题、贫困问题、地区冲突、种族歧视、宗教冲突、发展失衡等全球性挑战的方式，从中浑水摸鱼、谋取私利。西方国家的自私自利已经成为人类实现永续发展的巨大障碍。

因此，中华新文化必须始终坚守人类立场，旗帜鲜明地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单边主义等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利己主义，“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10]以让全世界人民都能共享人类文明发展成果为最终目标。

2.开放性

开放性是就中华新文化的内容而言的，即中华新文化不是一个封闭的、一成不变的、排他的文化模式，而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具有最大包容性的文化模式。开放性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它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不断革故鼎新；另一方面，它必须放眼整个人类文明，不断吸收人类社会在过去、当下和未来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对于前者，中华新文化必须始终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根本参照，不断根据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调整。中华新文化要坚决丢弃以及修正不符合民族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要求的内容，同时记录和讴歌在实现民族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出现的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文化范式和价值追求，并不断将这些新内容与原有的文化资源进行融合。对于后者，中华新文化要始终保持谦逊的姿态，对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成果要一视同仁。不仅要认真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积极成分，更要尊重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成果，对其中能够为我所用的优秀文化必须虚心请教、认真学习。

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需要从发展方向和具体内容这两个方面做长期努力。因此，必须认真领悟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文化发展战略，站在发展方向的层面去整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推动二者在新时代持续更好地结合和发展，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筑牢文化根基。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01）.

[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03).

[3][4][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2、44、66、53.

[7]王立胜.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问题的思考[J].沂蒙干部学院学报,2021(02):10-13.

[8]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4.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6.

[10]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6.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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