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基础和必然要求，对乡村振兴具有重要引领和推动作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亟须重新审视乡村文化的价值，发挥其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当前，面对乡村文化在核心层面、价值层面、主体层面和载体层面的现实挑战，必须不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协调发展；不断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让农民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不断挖掘乡村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释放乡村文化的魅力和吸引力。

关键词  乡村文化振兴；现实挑战；路径探索

广袤的乡村不仅承载着农民的生产生活，更是生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积淀着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根与魂的守望者。梁漱溟认为，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乡土文化的精髓在于“培其土”，进而“固其根”并“留其魂”，在“乡村建设”中应“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1]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根”与“魂”，能够为乡村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要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力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不断激发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一、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意蕴

文化兴则乡村兴，文化强则农民强。通过乡村文化振兴保护乡村自然风貌、传承乡村文化基因、塑造人的精神世界，可以赋予乡村生活以价值感、幸福感和快乐感，激发起人们对乡村生活的依恋，从而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文化动能。

(一)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由之路

中华文明在乡村中孕育而生，农耕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是农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生成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晶，是将村民与村庄紧密相连的“脐带”，为人们提供了精神的归属感与自我内生的成长动力。其中内含的建筑载体、道德思想与行为规范等文化表现形式塑造出邻里和睦、崇德向善的文明乡风，勤劳俭朴、尊老爱幼的良好家风，抱素还朴、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凝结着寻根溯源的人文情怀和历久弥新的乡土情节。当前，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同时面临内部挑战与外部冲击，文化生存环境被不断挤压。从内部来看，部分具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的文化资源亟待保护，乡村文化传承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落后文化与陈规陋习有卷土重来的趋势；从外部来看，西方宗教悄然渗透乡村社会，农民在网络文化的入侵下缺乏辨识能力，乡村文化在城市文化的冲击下处于明显劣势地位。因此，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推动乡村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满足农民精神生活需要的重要源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这表明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具有文化需求。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绝对贫困得到消除，农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相对贫困仍是农村长期面临的难题，这一问题尤其凸显在农民的精神生活需要方面。而乡村文化内含邻里守望、诚信重礼、勤俭节约等农本价值观念，能够为农民的生活找到行为理据，帮助农民建立自己的生活意义和生存价值，由此成为滋养农民精神世界的不竭源泉。“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3]乡村文化振兴不仅要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更要以激发农民的文化主体意识，发挥农民的文化主体作用，培育农民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为根本。具体来说，需要不断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激活文化对人的教化与娱乐功能，满足农民的精神生活需要，以无形的力量改变人们的精神风貌，提升农民自身的素质和能力。

（三）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力量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4]乡村文化振兴贯穿于乡村振兴的全过程与各领域，推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的实现。文化产业为产业振兴提供新的增长点，使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乡村文化是人才振兴的内在动力，通过培育乡村内源性人才和吸引外在性人才，夯实了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乡村文化为生态振兴提供价值内核，在文化振兴的实践中，不断挖掘历史古韵和人文之美，重现原生的田园风光和原本的乡情乡愁，重塑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和田绿草青的居住环境，延续了人与自然有机融合的乡村空间关系。乡村文化为组织振兴凝聚力量，农村基层党组织不断发挥德治文化的作用，加强乡村思想道德建设，以此重建乡村文化秩序，成为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的坚强战斗堡垒。

二、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挑战

当前，乡村传统文化被忽视、破坏和取代的情况日渐严重。全面塑造文明乡风面临传统文化的内在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不断瓦解、农村精英人才流失严重、农民精神生活日趋贫乏等现实难题。

（一）核心层面：乡村传统文化日渐式微

在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下，传统乡村社会日显衰落。一是表现在物质层面。一些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文物古迹、民族村寨、农业遗迹等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和“记得住的乡愁”，承载着珍贵的地域文化和乡情乡愁。但由于缺乏优势人口及资本的乡村只能自发地、被动地应对现代化的冲击，无法完成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二是表现在精神层面。人们通常以经济利益和城市发展的需要为标准衡量乡村文化的价值，因而乡村自然地与落后、保守画上等号，乡村文化的价值被严重淡化和质疑，由此产生了乡村文化不能适应现代化发展需要的“过时论”和主张按照城镇化发展需要改造传统乡村文化的“改造论”等错误倾向。农民对乡村文化的价值产生认同危机，对传统工艺、乡土习俗、道德观念的价值认同日趋消解，节庆活动和礼仪仪式不再受到重视，造成了乡村文化的衰落和异化以及乡村传统文化的秩序价值和认同基础的解构。

（二）价值层面：乡村文化价值体系亟需建构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5]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的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价值观念遭到侵蚀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的扎根面临困境。在多元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封闭落后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的宗法意识与竞争意识、法治观念、合作精神等现代价值观念并存，集体本位价值取向开始向农民利己主义价值取向转变，重义轻利、勤俭节约与利益至上、铺张浪费的价值选择发生冲击碰撞。传统价值观式微造成农民社会性价值缺失，农村陈规陋习与低俗文化泛起。扭曲的价值观念与不良的社会风气不同程度地冲击着主流价值观的构建，影响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判断。传统乡土价值生长的社会基础、发生作用的形式被破坏，而新的价值观念及扎根基础和作用机制尚未建立起来。

（三）主体层面：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缺位

乡村是农民的家园，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发挥亿万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然而在城乡二元体制的现实下，农民向城市中高利润率的行业流动与集中，引发了“农村空心化”现象。从实体层面来看，表现在乡村社会人员的流失。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251万人，比上年增加69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172万人，比上年增加213万人。外出务工的农民从年龄结构上来看，主要属于农村青壮年群体。作为农村社区里最为活跃的成员，大量青壮年的长期不“在场”，加之农村社会的老弱妇孺无力承担农村文化建设的重任，构成了农村社会文化建设主体的失陷。从情感层面来看，表现在农民主体感的丧失。熟人社会中的主体感是农民对乡土在利益、情感、价值方面的依赖与联系，是农民对村庄文化建设表现出的积极性与责任感。主体感的丧失突出地表现为农民村庄生活面向的改变。[6]

（四）载体层面：公共文化空间弱化沉寂

农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包括宗祠、戏台、寺庙、教堂等公共场所，是连接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文化的重要桥梁。随着村民更多地进入城市获取生存与发展的机会，文化建设主体不断流失，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逐渐丧失其原有的面貌与功能。此外，乡村现代公共文化空间的构建也存在着诸多问题。许多乡村在建设农家书屋、乡村习俗馆、公共图书馆时采取打造人文景点进行旅游开发利用的方式，更为注重其带来的经济效益，对文化内涵与历史积淀挖掘较少，致使文化空间难以引起当地村民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乡村文化空间不仅是实体的，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空间价值，而且还承载着群众性文化活动。在传统乡土社会，由于传播手段的局限与约束，乡村文化只能在特定的群体范围内进行传播，舞狮、秧歌、戏曲等传统文娱活动曾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趣味性与满足感。现代传媒冲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和形式被网络化的虚拟空间取代，传统文化活动与农民日益丰富多样的文化需求相错位脱节。  

三、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探索

乡村文化反映了劳动人民独特的生活情趣，包含着丰富深刻的社会历史信息，代表着民众的审美理想，是中国人民生存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聚凝力和生命力之所在。继承和发展富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文化，捍卫乡村记忆，就是延续文化根脉。在乡村振兴中，要通过各种方式继承乡村文化，延续乡村文化脉络，守护乡村文化生态，留住美丽乡愁。

（一）重塑文化认同

城市化并不意味着乡村文明的瓦解，乡村文化仍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精神依托和归属所在。面对当前乡村文化在城市文明的冲击下不断消减异化、乡村文化价值逐渐崩塌的情势，对乡村文化价值进行再认同是构建农民对乡村文化自觉和自信的思想基础。一是深入认识传统文化价值以重构文化认同。一种文化价值的实现，从根本上取决于该文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人们所认同。传统文化蕴含着宝贵的人类智慧和精神追求，天人合一的生态观设定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密码，推崇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推动着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统一，崇尚“仁、义、礼、智、信”道德观仍是正确的价值判断标准。注重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使人们重新树立起对乡村文化的自觉和自信。二是正确把握城乡关系提升文化认同。在我国的城乡互动中，乡村长期依附、从属于城市，形成了城市等于先进、乡村等于落后的思维定势。我国城乡关系在发展中不断转型与重塑，经历了城乡分割、城乡二元、城乡统筹，到目前向城乡融合关系的转变，乡村的价值逐渐地被觉察与认同。在文化振兴过程中，要引导农民重新审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打破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农业与工业在思想上的人为割裂。

（二）增强文化引领

乡村社会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逐渐被破坏，农民变成了如马克思所说的“一袋马铃薯”般的存在。面对多元价值观念的冲击，乡村越来越难以发挥其对村民的价值凝聚和导向作用。因此，应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改造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构建和谐友好的村庄社会关系。一是加强生活化的教育宣传，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注重将其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传统美德相结合；挖掘当地公共教育资源，设立主题墙、文化长廊等，将宣传引导融入村容村景；同时，拓展新媒体平台，刊播移风易俗和倡导文明健康的有关信息、新闻和短视频，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养。二是在实践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开展“最美家庭”“好媳妇”等先进典型评选活动，传播优秀典型的行为和品格，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具象化、亲切化和大众化。三是健全制度保障。不断健全完善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禁赌禁毒会等村民自治组织，以村民日常生活与习惯养成为基础制定村规民约，引导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最终达到自我提高。注重发挥道德在规范村民行为中的作用，增强群众的荣辱观，强化村民的集体意识和主人翁意识。

（三）培育文化主体

农民不是乡村文化建设的旁观者，而是乡村文化的创造者、享用者和受益者，是乡村文化振兴天然内生的主体。为延续文化传承，应充分发挥农民在丰富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传承发展民间文化方面的作用，巩固乡村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一是培育本土文化能人。努力建设一支扎根基层，爱农村农民、懂文艺、专兼职相结合的文化队伍，为乡村文化振兴奠定坚实的主体基础。注重发挥民间手工艺人、文艺爱好者等乡村文化能人的领头作用，帮助乡村文化活动积极分子掌握文化知识、增进艺术技能和服务水平，提高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同时，顺应农民的文化表达需求，鼓励农民参与书画展、文艺汇演和体育比赛等各类活动。二是引进外来文化人才。以物质手段和精神激励吸引人才回归和流入。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文化产业发展优惠政策等顶层设计，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加强乡村文化志愿者队伍建设，吸引热心文化发展的高层次人才进入文化志愿者队伍。同时，健全文化人才队伍激励和评价机制。通过评选、表彰等形式推动农村文化人才的成长，完善农村实用人才职称评定和奖励办法，激励文化人才发挥聪明才智。

（四）活跃文化空间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对传承乡土文化、涵养村民精神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在文化振兴过程中，要激活乡村公共空间，拓展其为村民服务的功能。一是在空间载体方面，盘活乡村文化资源，重塑乡村文化生态。除了建设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等现代公共文化机构外，更需要依托农村文化资源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因地制宜活化乡村戏台、文化礼堂、非遗传习场所等主题功能空间。拓展传统文化空间功能，将其建设成为集宣传教育、信息服务、科学普及、文化娱乐、体育活动等于一体的公共文化场所。二是在活动形式方面，首先，持续“送文化”，实现城市优质文化资源和文化服务与农村共享。要精准对接人民群众文化需求，针对老年人、未成年人、农村留守儿童等乡村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做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其次，深入“种文化”，创新开展传统民俗文化活动，为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注入时代精神和人文内涵。引导群众文化活动与时俱进，开展农民文化节、大众合唱节、广场舞示范展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提高农民的文化参与度和文化创造力。最后，运用网络空间引导“创文化”。农民不仅是文化的接受者，更是文化的创造者。应顺应农民的文化表达需求，引导农民正规合理地进行自媒体运营，借助网络平台展现自身的生产生活、个人才艺和乡村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

参考文献：   

[1]中华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第五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112.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92.

[3]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03).

[4]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49.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9-420.

[6]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0.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闽宁模式’及其对实现共同富裕的意义研究”（编号19BKS044）的阶段性成果。

（张怡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叶兴建系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江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