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五四精神的历史意义
作者:杨 柯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83 发布日期:2019-05-30

编者按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要加强对五四精神时代价值的研究,要加强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运动的研究,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史料和文物收集、整理、保护。本刊特编发两篇来稿,以重温一百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从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

    五四运动前后,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各类关于中国该往何处去的思潮激烈争辩。五四运动是对各类社会思潮的一次检验和筛选。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实践的成功与否是检验社会思潮的关键因素。五四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由社会思潮转化到现实实践的最好证明,是其科学性和真理性的最好诠释。弄清楚五四精神背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对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 青春激情——汇聚在爱国主义旗帜下

鸦片战争以来,“救亡图存”似乎一直弥漫在泱泱华夏的空气之中,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断壁残垣,革命者为了修建自己的政治广厦,知识分子为了民族振兴和光复中华,都在寻求着变革。从器物到体制,再从体制到思想,电光火石之间一种促使社会发生大变革的力量正在凝聚,而聚拢的中心就是“赤子之心”“爱国深情”。

革命是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一种方式,是新事物时代凝聚力的现实展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的革命,让很多人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一个思想能够形成一个思潮并得到有效传播,需要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相配合,当时有文章分析大战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认为是“惊心动魄的事实”促使人思想发生转化,由只重视器物和模仿制度转变为“打破机械生涯的束缚”和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造”。五四运动参与者们的“社会诉求”,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内核的外在展现。爱国主义精神如同一块磁铁,将各种救亡图存的思潮聚拢在一起,从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实用主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到社会主义,从劳动问题、孔教问题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全部应运而生。

有学者认为,政治实践向思想文化改造的转变是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萌芽的根本原因。其实无论是政治实践还是思想文化改造都是人们的一举一动构成的,存在的区别只是行为方式亦或是改革方向的不同,但是驱动人去付诸于思考和行动的内因,恰是爱国主义精神,虽然是抽象的概念,但是确是几千年中华民族文化孕育的结果,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情,是关键因素。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还是倡导彻底革命的社会主义,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自由激进主义,无论是工读主义还是新村模式……最后都聚集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新青年》在创刊告示中说到“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也说到“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学贯中西,修身然后治国,这其中的逻辑起点和终点依旧是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五四精神”就是爱国主义精神,但“爱国主义”不是社会思潮,因为“思潮”意味着多元化,而爱国主义是共识,是“一元”概念。没有这份爱国的激情,任何人都可以选择偏居一隅,隐逸山林,何苦去学一切可救国之法,用鲜血溅染街头呢?

二、 浴火重生——五四运动开启了革命新纪元

外交上的失败让压抑已久的中国人彻底释放并且惊醒,知识分子和工人走上街头,形成一幕独特的风景,这种联合在几千年来未之有过,这是各种社会思潮冲击后的结果,是思想形成潮水后的波澜壮阔。

(一)思想上,对社会根本性质的认知逐渐清醒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在巴黎和会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弱国无外交,成为所有国人的共识,但是中国为何积贫积弱,却无一个明确的答案。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这些违背历史潮流的闹剧一再上演,众多知识分子博览群书,以图对国之贫弱施以良策,但是打笔墨官司的多,有效实践的少。毛泽东同志对当时的中国这样分析道:“这种社会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一语中的,各种社会思潮的生命力强大与否就在于能否认清这个社会性质,新村主义和工读主义想在这样性质的社会上建立起乌托邦,显然是痴人说梦,无政府主义想让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放弃手中的既得利益,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单方面幻想。

那时的中国需要彻底的革命,李大钊和陈独秀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信仰者和传播者,便是首先意识到实现国富民强必须用彻底革命代替政治改良。陈独秀认为“道德是强权的道德”“法律是保护资本家的法律”“政策就是牢笼劳动家的政策”,因此,正本清源的唯一办法,就是“非改造社会不可”。知识分子对北洋政府的希冀早已和北洋政府的软弱、无能和黑暗一起灰飞烟灭。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思想觉醒,它揭开了中国社会根本性质的面纱,让一切的思想和改革都有了新的思考起点,是思想革命在实践的现实展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五四运动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它“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二)行动上,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打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门

无论是封建王朝改革派的自我革命,还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其革命的形式都是自上而下的,是一小部分人的政治运作,而非人民大众的政治选择。陈独秀当时指出:“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何谓国民运动?就是整个社会大多人都参加的革命行动,强调一种普罗大众式的政治参与,这种运动所表达出来的政治诉求,更为直接,更为真实,更加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且也最有力量,革命性也更加彻底。那个时候国民具体指的是谁呢?就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工人和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同志说: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其中人数最为众多,也最具有革命力量的就是工人阶级。

五四运动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工人阶级并没有被当作是革命力量,直到五四运动前后,相比于其他社会思潮,只有马克思主义视无产阶级为重要的革命领导力量,在它的指导下,一些知识分子才开始联合工人,替工人发声。革命的胜利取决于革命主体斗争的彻底性,事实证明工人阶级是革命力量中最彻底的,他们正当的利益诉求根本无法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只要知识分子正确地引导,他们就能爆发出无限的活力。毛泽东同志后来指出:“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五四运动是一场检验无产阶级力量的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无产阶级的一次重要的契合,更多的人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以之为信仰,它让所有对无产阶级力量有所怀疑的人看到了事实的证据,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势必将由此走上一往无前的峥嵘道路。

三、 真理光辉——后五四时代的思想王者

一种思想、一种主义在五四运动中展现光辉后,依然向外界释放着其无限的生命力,在那个各类社会思潮激荡并存的时代,能够从理论转向实践,并造就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原因只有一个,它凭借自身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适应了人民的选择和实践的检验。

(一)马克思主义凭借着科学性和适应性实现了从思潮到实践的转变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其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各种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除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传播和坚定的信仰外,最为关键的还是它本身具备的科学性和适应性,它和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和当时中国的棘手现状有着强大的契合感。

联系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在坚守原则中求变求新,在求变求新中坚守原则。这种有原则的适应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政治理想方面,古代中国的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理念相契合;政治基础方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与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相契合;革命方法方面,阶级斗争的方法与中国经世济民思想和战天斗地的精神相契合;价值观念方面,中国的家庭观以及群体意识与集体主义思想相契合。正是这些“契合”才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快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付诸于实践。虽然在后五四时代,关于“社会主义”就有很多不明所以的思潮分支,似乎只要和“公有制”“平均主义”沾边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但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明白,社会主义不是工读主义的自我安慰也不是新村模式的一厢情愿,它是科学的,是理性的,是具有严谨的实践逻辑的。

社会思潮的波动性是社会选择的现实展开,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成熟社会必须经历的过程。真理越辩越明,大浪淘沙,烈火真金,恰似对这些社会思潮的辩论和争执,才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适应性得以最大程度的凸显。

(二)马克思主义的脱颖而出取决于它指导实践的能力

毛泽东同志曾说:“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最大的进步就是思想和实践上的进步,志士仁人和社会贤达终于走出了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老路子,思想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并在它的指导下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中国革命,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无疑是作为第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实践的五四运动带来的信心和力量,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能力的展现。对比于以往的革命实践误区,马克思主义带来的实践道路的改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先锋,是新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由其自身特点决定,它的数量就决定了它所蕴含的巨大能量,作为革命先锋其实践变革能力是其他阶级无法比拟的,而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到来之前却被忽略了。另一方面,明确指明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依靠工农大众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马克思指导下的革命的彻底性,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政治体制中,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早已名存实亡,“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对当时的中国只是隔靴搔痒,唯有与最广大的受压迫民众结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才是惟一的道路,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时候谈到:“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无论是革命的领导力量还是革命的道路前途,马克思主义都明确指出了并且给与了详细的逻辑论证。一种思潮开始重视实践,亦或是其本身就是指导实践的说明书,那么其存在的价值已经是逻辑性的学理形态和实践性的应用形态的耦合。

四、 以史为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践行五四精神

在当代中国,思想界并不风平浪静,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导地位始终面临着挑战,如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老左派思潮、民粹主义思潮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等等。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往往也是矛盾凸显期。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越是面对挑战和困难,就越需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就越需要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因此,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把研究五四精神同研究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统一起来,同研究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统一起来,使之成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就是要求我们以史为鉴,以人民为师,弄清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弄清楚爱国主义精神背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全面增强道路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保持定力,坚定前行。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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