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推动我国两波市场取向改革的先导力量
作者:邹国忠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293 发布日期:2019-01-10

编者按  在我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都曾发挥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舆论界和理论界对两种模式的讨论甚至争论也持续了很多年。如何认识两种模式在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与作用,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仍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现特刊发原江苏省乡镇企业局局长邹国忠2003年就此问题的一些思考与看法,以飨读者。

苏南模式——我国第一波市场取向改革的先导力量

笔者的家乡无锡县(现无锡市锡山区),是公认的我国乡镇企业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在那里笔者工作了十多年,1977年底起先后在江苏省委研究室和农村工作部工作了16年,1993年秋起调到江苏省乡镇企业局担任领导职务。  

对于多年来被普遍关注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问题,笔者这样看,穷则思变,人们都希望找到一条新路子,加快工业化,实现民富国强。哪里在这方面有突破,人们的眼光就集中到哪里。苏南社队企业率先兴起,渐成气候,人们就往苏南跑,记得1975年全国各地就有18万人次到无锡县参观学习,这个参观热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温州搞个体私营经济,在当时的体制和政策下当然是“资本主义”了。不过,实际上批苏南在前,比批温州要早十几年时间,认为苏南搞的是“挂着集体旗号的资本主义”,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一直批到八十年代初,后来才迎来好评如潮的“春天”,当然到九十年代中期这个”春天”也改去温州了。

其实,从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上讲,两个模式触痛的是同一根神经,即“一统天下”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过去把这两个“一统天下”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标志,谁触动它谁就得挨批。还有,就是农民搞工业,又触动了城乡二元经济格局。

苏南的社队企业是集体所有制,为何公有制还挨批?具体来讲有三个原因:

一是因为它冲击了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几十年都是城市搞工业,农村只能搞农业,而且是“以粮为纲”,否则就是不务正业。当时把种双季稻称为革命稻、方向稻、政治稻。社队工业起步时,基层只能偷偷地搞,后来则加了许多限制,如乡村主要干部不能搞企业,农忙时企业职工必须回家务农。那时在苏南流行一句话,叫“粮食减产,工业犯罪”,粮食要是减了产,就会被上纲上线,批你“以钱为纲”“以工挤农”。想搞一点工业,就必须保持粮食年年增产,减产了怎么办,许多地方就多报一点饲料粮,反正猪八戒不会告状。

二是因为它冲击了计划经济体制。社队企业的能源、原材料采购,项目的投资、建设,以及产品的生产、销售,因为进不了国家计划,就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寻找出路,用“四千四万”精神搞市场调节,但市场调节搞得越成功,就会被认为对计划经济的破坏越大,因而不断地受到批判,说是搞“四大自由”,即自由采购、自由生产、自由销售、自由分配,挖计划经济的墙脚,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谈到社队企业时,还有人会说无锡县的供销员满天飞,钻计划经济的空子,甚至用漂亮女人搞供销,搞不正之风。

三是因为它冲击了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体制。苏南农村工业起步时,由于绝对不准搞个体私营,就选择了公有制在农村的主流形式,即以公社、大队、生产队为单位的社区集体所有制,统称为社队企业。社队企业虽然受到种种批判与压制,但它一有机会就快速发展,在工业中的份额不断上升,随之“以小挤大”(指社队工业挤了国营工业、小公有挤了大公有)的批判声浪就滚滚而来。此外,许多社队企业起步时,除了集体给一块牌子、一块地,有的还给几间房子外,部分甚至全部原始投资来自农民个人,可以说是“公私合营”,有些企业仅仅是戴集体“红帽子”的个体私营企业,一旦被上面发现就批得更惨了。

当时有句话叫“在夹缝中求生,在批判中成长”,说的就是苏南社队企业。这个状态恐怕是所有先行者必经的痛苦与考验,新生事物成长的必然规律。

苏南模式有两大历史性贡献:

首先,苏南模式是我国第一波市场取向改革的先导力量。它率先冲击并部分挣脱了旧经济体制的束缚,成为“在旧经济体制夹缝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市场经济”,在它的带动下,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社队企业要有个大发展”后,社队企业成为全国农村工业发展的主流模式,大搞市场调节的星火在八十年代就迅速成为燎原之势。

其次,苏南模式打破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大大加快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先苏南,后江苏,再到全国,农村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份额之所以能从微不足道到三分天下有其一再到半壁江山,主要靠的就是社队工业的大发展。没有苏南模式,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恐怕至少得推迟10年时间。

这两大历史性贡献,应该充分肯定。

温州模式——我国第二波市场取向改革的先导力量

笔者第一次去温州是1982年,考察了一些地方,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市场已初步形成,但假冒伪劣的不少;温州当地做鞋子的作坊更多,有的老板自嘲生产的是晨夕鞋,意思是早上穿晚上就坏了;走在大街上,会有人追上来问你要不要手表(走私货),还听说有的地方私人钱庄很活跃。

时任温州地委秘书长说,个体私营的“地下经济”在这里从来没有停止过,形势松一些时就浮到地面上。其原因,一是温州人有根深蒂固的经商传统,二是“这里的民主革命就不彻底”,三是国家很少在温州投资,因而全靠自己救自己。可以说,解放后潜行在国家经济体制边缘或之外的温州个体私营经济,虽步履艰难,但一直或明或暗地发展着,积蓄着它的力量。

那时正是苏南模式的“春天”。但十年河东,十年河西。1992年笔者第二次去温州时,那里的个体私营经济在中央补充论政策的空间里快速发展,在全国已产生很大影响。随着温州经济在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上的相对优势越来越明显,就逐步出现了两种模式谁对谁错、谁优谁劣的广泛争论。实际上,人心已开始从苏南模式转向温州模式了。

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当时的主导舆论认为,苏南模式也搞“一包三改”等改革,但坚持以集体经济为主,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温州模式主要是个体私营经济,滑向了资本主义。争论很激烈。在浙江绍兴考察时,就有人对笔者说,宁绍地区(宁波、绍兴)和江苏一样,都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算什么东西,我们一定要挺住!

说这个话是在1992年秋天,实际上宁绍地区和苏南地区已经在探索股份合作制。因为温州经济不仅发展快,而且效益明显比苏南高,都有些坐不住了。

苏南乡村集体企业的改革磕磕碰碰,搞了好多年。因为改革触及到了所有制这个敏感问题。从观念到政策到感情,都要转很大的弯子,加上来自各方面的政治压力,所以苏南乡村集体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步履艰难,直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后才取得突破性进展。

然而,那时的温州个体私营经济照常快速发展,对全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形成了各地纷纷去温州参观学习的热潮,各省的城乡个体私营经济也程度不同地加快了发展步伐。就是说,对我国第二波市场取向的改革而言,温州模式已经从悄然前行的潜行者成为影响全国的先导力量。“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敢为天下先,特别能创业”,温州商人成为敢于创新,艰苦奋斗精神的典型代表,小商品大市场、小产品大行业、小资本大集聚……甚至催生了旅游项目“温州经济探秘游”。

苏南模式是“在旧经济体制的夹缝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市场经济”,它引发的我国第一波市场取向的改革,还没有从根本上撼动旧经济体制的基本格局。温州模式则是“在旧经济体制边缘或之外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市场经济”,它引发的第二波市场取向改革,冲破了旧经济体制的基本格局,催生了我国新经济体制的形成。这可从三个方面来说:

一是它从更广泛的领域冲破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就是在发展农村工业的同时,以专业市场为载体,大力发展商贸业和相关的服务业。1992年时笔者到过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柯桥轻纺市场、柳市低压电器市场和桥头钮扣市场,已经形成很大规模,后来又持续扩张,2002年笔者去义乌(系金华市下辖县级市——编者注)时听说常年驻在那里采购的外商就达2000多人。不仅如此,这些年在温州、台州等地进入房地产、金融、保险和风险投资业的民间资本也已形成不小的气候。

二是它以不断扩张的市场调节力量撼动了计划经济体制。温州模式在各经济领域快速发展,就是市场调节力量迅速扩张,市场调节迅速成为那里支配资源的主要方式。

三是它用地位迅速上升的民有民营经济重构了所有制格局。上世纪90年代初一位学者写的调查报告就披露,温州工业、交运、商贸、建筑、服务等各个行业中,个体私营经济所占份额已达百分之七八十,就是说早已确立了它的主体地位。

可以这样说。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都是改革的产物,其历史性作用是一先一后发生的。

笔者个人认为,对我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真正产生全局性深刻影响的,一是苏南的社队企业,二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三是温州的个体私营经济,四是深圳的特区经济。就对市场取向改革的推动作用而言,苏南模式和小岗村包产到户可以归入第一波,温州模式是第二波,从深圳特区起步的对外开放则是第三波。这四个地方创新实践的成功经验,对不断推进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先导作用,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这里还必须着重指出,在此过程中,中央方针、政策的与时俱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比如从计划经济体制“一统论”变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主辅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最终变为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所有制体制从公有制“一统论”变为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补充论”和现在的“重要组成部分论”,以及“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论”;城乡经济的“二元论”也正在向“一体论”发展。没有这一条,我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格局是无法形成的。

 与时俱进——两种模式在改革的深化中同向前行

当时的两种模式争论是推进改革的客观需要。这些年苏南、温州两地乃至苏浙两省都在改革的深化中同向前进,原有的模式界线也在一步步地从模糊中走向消失。

温州带动起来的浙江个体私营经济的先发优势,是他们在乡镇企业经济总量赶上并超过江苏的根本原因。为此,苏南乃至江苏实行“双管齐下”的方针,大幅度调整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一方面,通过多种措施,大力加快农民自办的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步伐;另一方面,下决心将大部分乡村集体企业转为私营企业,经过四五年持续努力,确立了个体私营经济在全省乡镇企业中的主体地位。农村个体私营企业增加值在全省乡镇企业增加值中的比重,1998年浙江为56%,江苏为31%,江苏低25个百分点;到2001年时江苏就基本赶上浙江,仅相差3个百分点(浙江66%,江苏63%),2002年这个比重达79%,已超过浙江。与此同时,江苏将集体资本从乡村企业中逐步退出,实现了产权结构的多元化。2002年全省乡村企业实收资本总额中,个人资本、社会法人资本和外商资本所占比重已上升到63.5%,集体资本所占比重相应退到36.5%,不过还比浙江高了22.6个百分点。

苏南、温州两种模式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改革产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其主要差别逐步地消失,反映了市场主体必须适应市场经济法则的必然要求。长期从事农村改革研究和工作指导的老人杜润生在1997年时就指出:调整所有制结构和实行产权改革的实质,就是要给群众一些财产,一些资源,一些手段,使他们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主要差别,就是这些财产、资源和手段,于苏南主要在政府和集体手里,于温州主要在老百姓手里。所有制和产权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市场经济包含民营经济、差别经济。现在,不仅城乡集体资本大部分从企业退出,而且许多国有资本也开始从一般性竞争领域中退出,根本原因就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国营企业、国营经济早已改称“国有”了,而民营企业、民营经济还没有改称“民有”。“民营”与”民有”,一字之差,有本质的不同。财产关系不清,是无法搞市场经济的。

至于说到“苏南模式”是不是已“终结”,这并不重要。两种模式本来就是相对存在的,如果说一种消失了,那就意味着另一种的相应消失。事实上,无论苏南、江苏还是温州、浙江的乡镇企业,近几年都把注意力放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规模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而且都取得了很大进展。

发达国家已从工业化走向信息化,从市场化走向全球化,确实是时不我待。中央强调加快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针对的就是这个情况。从经济体制创新来说,深化市场主体、市场秩序和宏观调控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重,时间拖得越长,改革的成本就越大,一些存在的问题必须抓紧研究,加快解决。笔者以为,中央为何强调体制机制创新,就是不仅要把已有的改革不断深化,还应进一步扩大改革的领域,加快全面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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